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9)09-0052-08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实现研究方法论的创新是学科发展与巩固的必由之路[1]，也是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比较教育一流学科建设需要进一步强化学科的基础研究，并不断完善其研究方法论。目前，在多元整合的全球化知识浪潮中，“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路径[2]，有利于厚实比较教育的学科方法论基础。 一、“比较历史分析”的渊源与内涵 “比较历史分析”作为传统历史研究演变的产物，其历史研究的方法理论深厚。根据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理论，研究历史的方法可分为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3]原始的历史叙述多数是历史家们亲眼看见的行动、事变和情景，而且反映他们的精神，所涉及内容的范围一般都较为局限；反省的历史，其范围则不限于它所叙述的那个时期，相反，它的精神是可以超越现时代的，具体表现为普遍的历史、实验的历史、批判的历史以及生活和思想方面的各个专史。前两种历史是无须解释的，它们的概念是直观的，而哲学的历史实际上需要一番阐明或辩护，它认为历史是精神的发展，显出“自由”意识的各阶段形态。黑格尔的突出贡献就是把人类自由的实现看成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并且在此过程中，不同时期和不同民族都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4]而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所倡导的历史叙述可超越现时代、把人类自由的实现看成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等观点，则为“比较历史分析”的发展提供了哲学依据。 历史的叙述与其比较分析同样离不开社会环境变化。社会历史哲学的方法论问题主要是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关系问题以及社会系统论与历史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对此，在建构历史—社会系统过程中，主要在于推动历史运动创造社会关系，并在历史进程中完善社会结构，建构社会整体系统。[5]这为“比较历史分析”突破历史界限，从社会结构视角探究中宏观单元分析，并将历史学与社会学有机结合提供发展思路。与此同时，“比较历史分析”与比较史学具有较大关联。比较史学，即史学比较研究，是指对历史上的事物或概念，包括事物、人物、思潮和学派等，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比较、对照，判明其异同，分析其缘由，从而寻求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其类型可分为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6]在比较历史教育研究中，不仅要运用比较法，还要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引入描述法、调查法、观察法、因素分析法和数理统计分析等方法。因此，“比较历史分析”集合了历史哲学、社会历史哲学及比较史学等理论义理，逐渐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占据重要位置。 “比较历史分析”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尤其是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中较为常见，在历史学、经济学和人类学中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此种方法。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莱茵哈德·本迪斯(Reinhard Bendix)、西摩尔·利普塞特(Seymour Lipset)和斯坦·罗坎(Stein Rokkan)等人的带领下，早期的“比较历史分析”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历史分析”亦得到延伸和巩固，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大卫·科利尔(David Collier)指出“比较历史分析”具有三种典型特质：一是持续关注某一组明确的国家案例；二是注重宏观的时间跨度，并呈现出时间发展的因果关系过程；三是运用系统性比较法，并从国家政策层面评价与解释产生的结果。[7]早期的“比较历史分析”聚焦的是比较的过程如何促使人们的观念发生细微调整，并开发和提炼新解释。相比而言，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和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则在承认多学科特性的基础上，将比较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法当成“比较历史分析”。 此外，查尔斯·拉金(Charles Ragin)指出比较研究的两种初始类型：一是案例导向型比较研究；二是变量导向型比较研究。[8]前者着眼于某一现象或事件中的一个或几个实例；后者则是科学家为探索某一事件中的多种场合而试图识别它们的共同点，并注重产生事件分歧的原因。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研究，比较研究都将把每一个案例当成一个整体的单元，并强调事件依托的历史背景。根据维恩图式(Venn Diagram)所绘，“比较历史分析”主要蕴含四个要素，分别是案例内分析(within-case methods)、比较分析、社会科学和集群单元分析(aggregate unit of analysis)。前两种属于方法论，后两种属于认识论。[9]案例内分析是用来洞察某一特定现象的决定因子，常用的方法是因果叙述，并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呈现出来。比较分析则是在分析多个案例中探究异同点，并努力突出因果决定因子。“比较历史分析”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也采用了社会科学的一些方法，如统计法、实验法、人种志和历史法，并借比较历史的方法进行比较。集群单元分析则采取结构功能视角，探索中宏观层面过程。该过程既包含多个个体，又产生了社会关系模式。对此，查尔斯·蒂莉(Charles Tilly)把“比较历史分析”当成一种在较大的构架和程序中作出更大的比较。这样，国家、社会运动、阶级、经济、宗教和其他宏观社会概念将是“比较历史分析”聚焦的对象。但是，“比较历史分析”也不排除个体因素的重要性。[10]由此，“比较历史分析”重视因果解释，并从中宏观层面对聚群单元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