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9)03-0130-17 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教育哲学学科的初创时期。截至1949年，国内先后出版了20余本以“教育哲学”为名的书籍①以及大量的文章，同时德国、美国、意大利、苏联、日本等国的教育哲学作品也多有译介，实用主义、理想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自然主义、基督教哲学以及三民主义的教育哲学并行于世。当时也正是“教育科学(教育测验)”开始兴起的时代，中国教育界一方面欢迎杜威这样的教育哲学家，另一方面也在热烈欢迎桑代克这样的科学家。可以说，中国的教育哲学学科自诞生之日起，就面对来自教育科学的挑战。 自德人罗仙克朗滋教育哲学一书问世，世人对此学问渐知注意，但说来说去，类多哲学之玄辩，仅择其中与教育较为接近之玄哲思想，加以一番叙明。既未能令读者领会教育哲学与实际教育历程之关联，复无法令人明了教育哲学与普通哲学之同异，此时之教育哲学，实无力在实际教育问题中积极负起领导和指示之责任。于是一班自号为“教育工程师”或“实际教育者”之流，便欣欣然以科学的教育学自鸣得意。他们把教育目标之研究，集中于社会学；教育方法研究，寄望于心理学；教育结果之研究，全盘托付统计与测量。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这种化质为量，化整为零的教育科学运动，大行其道。[1] 今天，教育哲学的处境与阮雁鸣所描述的时代状况极其相似。尤其是近几年，随着教育实证研究在国内得到提倡，过去所谓“思辨”的教育研究方式声名扫地，连带教育哲学的处境也愈加窘迫。值得庆幸的是，没有人会说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不需要“教育哲学”的指导②。但这里所说的“教育哲学”，显然不同于以“教育哲学”为名的教育哲学教材里所刊载的内容，而是足以称为“某种教育哲学”的东西。举个例子来说，尽管杜威只写过一本以“教育哲学导论”为名的书籍，即《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1916)，但是没有人会质疑杜威有没有自己的教育哲学——他的教育哲学遍布其教育作品乃至教育实验之中。当我们说教育发展在科学昌明的时代更需要教育哲学的指导时，我们所说的就是这种配称为“某种教育哲学”的东西。那么，“教育哲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换句话说，什么样的学问有资格被称为“某种教育哲学”？本文以民国时期的相关讨论为素材，通过对这些讨论的分析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作为一种“体系”的教育哲学 1923年出版的《教育哲学大纲》，是民国时期出版的第一本署名“教育哲学”的中文书籍。这本书据称是范寿康于1921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完成的毕业论文。该书先以德文写就，后翻译为中文，以《教育哲学的体系》为名在他主编的《学艺》杂志(1922年第1、2、3、5、7号)上连载，连载内容于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的如下评论在此后出版的各种署名“教育哲学”的作品中一再出现，其中包含的误解也一并被继承下来： 德国教育学家罗扇克兰著了一部“系统的教育学”，美国人将他就译作《教育哲学》。这样看来，美国的教育哲学实在等于德国的教育学，……多数的美国学问家都看哲学当做理论的系统。[2] 这段话所评论的罗森克兰茨(Johann Karl Friedrich Rosenkranz，1805-1879)，自28岁开始直至1879年去世，一直在柯尼斯堡大学担任哲学教授，为时46年。罗森克兰茨的讲席此前曾属于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在赫尔巴特之前属于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范寿康所评论的这部“系统的教育学”，指的是罗森克兰茨的"Die P
dagogik als System"。该书最初以德文发表于1848年，1872年以后开始以英文节译本的形式，在美国哲学家哈里斯(W.T.Harris)创办的《思辨哲学》(The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③上连载(共分三期出完，分别是1872年的第6卷第4期、1873年的第7卷第4期、1874年的第8卷第1期。该杂志同时也译介、刊登一些罗森克兰茨介绍黑格尔哲学的文章)，题名为《教育学体系》(Pedagogics as a System)。[3-5]在连载的同时，该书还以《教育学体系》为名，于1872年结集出版[6]；1878年，以《教育科学》(The Science of Education)为名再次发行[7]；1886年，以《教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为名，在哈里斯主编的“国际教育丛书”中发行第二版。[8]同一本书的英译本先后以“教育学体系”“教育科学”“教育哲学”之名出版，这可能是范寿康认为罗森克兰茨的这本书不是名实相符的教育哲学的一个原因。姜琦在他的《教育哲学》(1933)中沿用并发展了范寿康的这个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