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与书院都是曾经影响中国历史达1000年之久的制度或者机构，1905年和1901年清廷分别宣布废止科举和书院改制，二者几乎同时从中国的历史大舞台上消失了。在其后的百年时间内，对科举制度和书院的批判和反思越来越多，涉及科举和书院的各个层面。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相继提出建立“书院学”和“科举学”，以整合各自的研究基础，以使研究成果能与二者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相称。由于科举与书院存在着天然的联系，“科举学”与“书院学”也存在密切的关联。值此纪念科举废止100周年之际，笔者试图阐释“科举学”对“书院学”研究的重要影响，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科举学”与科举场域理论 刘海峰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建立“科举学”，并对“科举学”的研究领域进行了界定：“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注：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页。） 由于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的基本制度……传统中国官僚政治、士绅社会与儒家文化皆以科场为中心得以维系和共生，科场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与人文教育活动的一个关键场域”，（注：刘海峰：《科举术语与“科举学”的概念体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因此，“科举学”须将科举—知识—社会关系的研究作为构建学科的主要架构。 按照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科举制度在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具有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即所谓的“科举社会”。如果套用布迪厄的理论，即是科举场域。 在布迪厄的理论中，社会是在所谓的“场域(field)—资本—惯习(habitus)”三者的互动关系中展开的。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在场域背后贯穿着的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斗争的逻辑，而各种社会力量的依靠则是所谓的“资本”。“资本”在他看来主要有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它既是场域内被争夺的目标，同时又是各种力量赖以展开竞争的手段。资本与场域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在与一个场域的关系中，一种资本才得以存在并且发挥作用”。而惯习则是场域在行动者身上体现出的一种性情倾向(disposition)，它一方面是为场域所形塑的，另一方面又使得场域不断地生成出来。他认为这三者是密切关联，不可分离的。 与其理论相一致，布迪厄认为在对场域进行研究时，必须采取如下三个步骤：其一，“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即场域自身的发展逻辑或存在的合理性；其二，必须分析出场域中“行动者或机构”在场域中的地位，以及为控制这一场域的合法形式的权威；其三，还必须分析行动者的惯习。（注：[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从布迪厄的这一理论出发，对科举场域的自身发展逻辑、资本和惯习进行分析和解构，进而将科举—知识—社会的关系凸显出来，以此确定“科举学”的研究领域是研究“科举学”与“书院学”关系的理论前提之一。 在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构型的科举场域中，科举制度的内在发展逻辑在于其选拔和控制功能的存在，它是各种力量互相角力的结果。从选拔功能而言，科举制度通过建立健全各项制度，选拔出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来充任管理者，（注：尽管科举制度能否通过选拔人才来促进社会流动的问题一直是科举学研究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笔者认为科举制度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考生的社会流动的，否则不但很难解释那些寒畯子弟通过科举获得一定地位的历史记载，而且诸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古代俗语亦都成为虚构，显然是有悖于常理的。） 帮助统治者实现对全国的管理，这既是对掌握“规范知识”（注：费孝通：《皇权与绅权》，载《费孝通文集》第五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76页。） 士人的最高奖赏，也是统治者实现文官治国战略思想的需要；从控制功能而言，统治者通过规范儒家知识，不仅使士人从思想上认同其统治，而且通过考试选拔少数读书人出仕做官来诱导数以万计的士人埋头苦读，达到其“牢笼”士人的最终目的。正是由于科举具有这两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功能，使得其在千年历史进程获得持续发展的空间，并形成了自身的发展逻辑。 在科举场域中竞争的各种力量中，统治者、士人和非科举出身的官僚阶层是最重要的力量。士人要想在科举场域中求得生存或者占有一定的空间，必须通过潜心学习“规范知识”，以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文化资本。一旦实现金榜题名，士人便可以获得包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内的科举资本(我们将科举场域中存在的资本姑且称之为科举资本)。科举资本只有在科举场域中才能存在，其内在的张力才能得到彰显。 对于社会流动途径以及职业选择都相对单一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士人来说，通过在科举场域中的竞争，获得科举资本是一种具有巨大诱惑力的选择。这样，社会自然就产生了对科举及第的渴望和崇拜，进而会内化为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并且以生活习俗、行为表现、文学形式、物质遗存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以文化遗产的形式固化下来，我们称之为科举惯习。科举惯习是在科举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它是科举场域存在与发展的潜在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