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史学界针对多国环境史的研究证明，大规模的空气污染绝非特定国家或地区当今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个别现象，而是在工业化阶段逐渐凸显出来的共性问题。①按照空气污染学的定义，形成空气污染问题必须具备污染物对人类的正常生活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负面性影响这一基本条件。②随着近代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上海与西方很多工业城市在工业革命过程中的表现一样，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以煤炭和石油为代表的矿物能源，同时也排放出了大量的、以煤烟为代表的空气污染物。晚至1930年前后，上海已然演变成为一个庞大的，“全部浸在煤烟、尘灰之中”③的城市体污染源，“就是清晨走出来，也呼吸不到一点新鲜的空气”。④当此之时，“立在上海的屋顶上，要想没有烟囱遮断你的视线，已是不可能的事”。⑤那么，在此背景之下，近代上海的空气污染是否已对当地生态系统和人体自身带来了负面性影响呢？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可以作为判定近代上海是否存在严重空气污染问题的重要参照标准。 现代大气科学证明煤烟成分复杂，固体成分有炭、灰分、煤焦油、硫磺、砷、氮等，气体成分有碳氢化合物、硝酸、二氧化硫、硫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氨等。⑥长期暴露于一定浓度煤烟中的生物体或物体，会与煤烟中的相关成分进行一系列物理、化学和生理反应，导致许多负面性影响。遗憾的是，学界迄今对空气污染影响的研究，大多是采用现代环境科学方法对建国之后相关现象进行分析，尚不存在立足于史学研究范畴之内对建国之前同一问题进行探讨的专门性成果。因故，本文初步尝试以导致近代上海空气污染的“罪魁恶首”⑦——煤烟为考察中心，通过借鉴相关学科的知识，主要从影响植物生长、酿成经济损失、损害人体健康三个维度出发，对近代上海空气污染公害的具体表现和影响程度进行分析，以期深化对中国近代城市空气污染问题的认识。倘有疏漏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妨害植物生长，损及都市美观 植物的叶面需要与空气时刻进行活跃的气体交换，因而很容易受到一定浓度煤烟的影响。就影响机理而言，煤烟从气孔进入叶片后，扩散到叶肉组织，继而通过筛管运输到植物其他部位，影响植物气孔的关闭以及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和蒸腾作用的进行，最终破坏酶的活性，损坏叶片的内部结构。⑧近代上海在一定时段内煤烟充斥空中，市内植物及郊区农作物难免不会遭受煤烟的损害。 （一）妨害市内植物生长，损及都市美观 理论上而言，植物可以长时间、连续性地吸收煤烟中所含有的多种成分，并将其转化为清洁气体或生长过程中需要的营养物质，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比如一公顷阔叶林每天能吸收1000公斤二氧化碳，释放730公斤氧气。在含有二氧化硫较多的地区，植物能将吸收的二氧化硫转化为亚硫酸盐，然后再氧化为对生长有益的硫酸盐。与此同时，氯化氢、氯气、二氧化氮等也能被植物吸收和净化。⑨因此，茂密繁盛的植物不但有助于提高城市的美观度，而且也能提高人居生活的舒适度。近代早期，上海市区的植被覆盖情况尚属良好。一些到过上海的外国人，曾对此留有深刻的印象。1861年时，普鲁士外交使因抵达上海。在商界代表斯庇思看来，租界内的房子“掩映在小丛林之中，构成一幅壮丽而温馨的画面”。⑩不过，随着此后上海矿物能源消耗量的增多，煤烟问题不断凸显，市内植物也开始受到煤烟的熏蒸毒害。有人曾于1918年在《东方杂志》上刊文，分析当时导致树木枯死的主要原因包括煤烟之害、土砂尘埃之害、病虫害、鸟害、土性变恶等，其中又以煤烟之害最甚。(11)煤烟对于植物的影响非常明显，比如煤灰和煤焦油能堵塞植物叶面的气孔，遮挡叶面对于日光的吸收，缩短光合作用的时间，不利于植物的绿化和繁茂。如1929年时，半淞园中“原本绿油油的树叶”，就曾被煤灰与黄沙的混合物染成了淡黄色。(12)除了直接影响外，煤烟还通过改变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及二氧化硫含量、温度升降、降水幅度等方式而长期影响植物的健康生长。民国年间一些植物学家已经注意到植物若吸收煤烟会发生病害，“针叶树先于叶端变色，渐及于全叶而枯萎；阔叶树先于叶面褪色，渐及于全叶而脱落。若根在土中与煤气接触，则茎之下部先呈异状，顺次以至上部，遂至全体枯死”。(13)绿色植物生长的困难，不但让上海都市的美观“损失尤大”，(14)而且使得居民保有市内绿地这一“唯一的安息所”的梦想难以实现，寻求“绿色生活”的乐趣也荡然无存。(15) 因此，在空气污染程度较重的市区之内，广栽树木，培育绿植，是净化空气、阻碍污染物扩散和提高城市美观度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近代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植物与卫生问题之间的关联，认为在煤烟四溢、炭气弥漫的大上海，“若无树木为之调剂，则居民于卫生方面恐将受极大之打击”。(16)有人因此在《申报》上鼓励种植树木，期望在供给建筑材料及燃料的同时，发挥植物调节空气、抑制尘沙、增加城市美观和裨益人民卫生的目的。(17)总体来看，近代上海的城市绿地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公共花园和绿地、单位内部绿地、道路行道树绿地以及（里弄内的绿地。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无论哪一部分的绿化情况都不容乐观。截至1929年，上海市内公园数量仍很有限，树木缺乏。整日穿行于混凝土森林之中的上海居民，远离了郊野的空气和绿色。因此，当春光来临的时节，上海人“领略不到幽静的山，清碧的水，以及大自然的秘秒”“半淞园几个花园几成为上海人唯一得到玩赏的去处”。这被时人认为是导致境内空气污浊、传染病丛生的一个重要原因。(18)一般来说，教育单位的绿化状况要普遍好于生产单位。但是在截至1948年建校历史已逾半个世纪之久的交通大学校园里，竟然“没有绿丛，所呈现的是一片光濯濯的景象”，以致当时的交大师生发出“绿化交大”的口号。(19)行道树栽于交通工具往来穿梭的线污染源两侧，接触煤烟等不洁空气的机会最多。不过，近代上海道路旁的行道树由于常受“浮游空中之尘埃、煤烟及有害气体之害”“鲜见，不多”。(20)直到1925年下半年，在上海交通最为繁盛、路面甚为开阔的南京路两旁，竟然难觅行道树的影子。(21)1937年，上海市民已发现在“马路上见不到一株青草，天空里老是布满煤灰”。(22)此言虽有夸张成分，但却直白地反映出行道绿化率之低。街巷里弄内部的绿化面积同样少得可怜，如在早期的老式石库门里弄住宅中就很难见到绿化的痕迹，在新式里弄中仅可见零散分布的绿化植物。(23)就上海总体绿化情况而言，据万勇的估算，20世纪40年代上海中区绿化总面积约为26公顷，仅占中区总用地的2%左右。(24)1949年5月，上海市19个区（普陀区情况不明）中，仅有北四川区、杨树浦区绿化率高于10%，而老闸区、邑庙区、虹口区、提篮桥区绿化率则均不足1%，全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仅为0.16平方米。(25)不可否认，近代上海市区之所以保有如此低的绿化率，主要原因可归之于市政当局不重视绿化、房产主过度追求容积率以及人为破坏等，但除此之外，亦与煤烟等空气污染物妨害植物正常生长存在密切关联。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煤烟等空气污染物使得市内植物无法健康生长，间接加剧了市区的低绿化率，而低绿化率反过来又使植物对煤烟的吸收与转化能力不足，进一步加重了市区煤烟问题的严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