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 JEL分类号：B31 JEL Classification：B31 一、引言 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西方的学术理论和方法迅速涌入中国，同本土研究形成碰撞交融，诞生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学术理论和著作，培育了众多影响至今的学科奠基人和开拓者。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即为其中的杰出代表。 作为20世纪的同龄人，陈岱孙先后经历了旧式私塾启蒙、远洋留学、任教清华、西迁联大等多个重要的阶段，他的早期人生经历既是晚清民国时期战乱频仍、时局动荡的深刻反映，亦是中国教育体系和学术研究体系剧烈转型、变革的生动写照。在中青年时期，陈岱孙亲历了中西方迥乎不同的知识体系，并将其融会贯通，形成了兼具学术和实践价值的经济学思想和观点，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战时经济战略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他还始终坚守在经济学教育的第一线，为经济学人才培养和学科体系建设打下了扎实基础。晏智杰(1994)曾指出，若以1926年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作为陈岱孙一生的学术起点，那么抗战前后(1934-1946年)即为其首个学术高峰。①本文关于陈岱孙经济思想内容和特征的讨论，也主要基于这一时期。 陈岱孙的经济思想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鉴于其早期研究领域相对广阔而分散，其中以西南联大时期的学术成就最为人瞩目，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此。丁文丽和王文平(2014)聚焦于西南联大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研究环境，梳理了陈岱孙在这一时期提出的主要学术思想；黄海涛等(2014)则将“计划统制”思想作为陈岱孙在西南联大时期的主要成果，并详细论述了这一思想对当时乃至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践的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后，陈岱孙专治外国经济学说史，另有对改革开放以来诸多新现象、新事物、新领域的针对性意见或观点，这些内容集中呈现于两卷本的《陈岱孙文集》及相关学术论文中。例如，丁冰(2009)着重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岱孙的学术成就，认为其不仅在经济学思想上，更在经济学方法论上富有创见，为后辈学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再如平新乔(2017)将陈岱孙的学术贡献归纳为财政、货币、汇率、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等四大方面。除阶段性思想论述外，还有研究对陈岱孙近70年学术生涯的全历程进行了梳理和回顾，全面展现了陈岱孙经济思想的阶段特征和演变趋势。② 总体来看，尽管目前已有相当数量对陈岱孙经济思想的研究，但更多地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其早期思想关注相对不足；且即使偶有涉及，亦集中在西南联大时期，不够系统和全面。事实上，陈岱孙在求学时期已展现出远超同辈的经济学思维和学术能力，在归国之初、任教清华期间也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学术思想，这些都为其后续的学术高峰做了扎实铺垫。他在改革开放后的诸多观点和见解，亦可从其早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中窥见端倪。因此，要深刻认识陈岱孙经济思想的贡献和演变历程，离不开对其早期的求学、任教和治学经历的研究。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将着重探寻陈岱孙先生早期经济思想的缘起，系统总结与浓缩从归国任教清华到西南联大二十余年间陈岱孙经济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和主要内容，概括其早期思想特征，揭示与其后续研究及教育理念之间的关联，兼以纪念陈岱孙先生120周年诞辰。 二、陈岱孙早期经济思想的缘起 青壮年时期的求学和任教经历，不仅为陈岱孙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深厚的知识积淀，而且深刻影响了其学术志趣、理论架构和文化情怀。 (一)学生时期 受到家学渊源的影响，陈岱孙接受了近十年的私塾教育。以往关于民国经济学人的研究，往往将其在旧式家族和私塾中开蒙的经历一笔略过，甚至按下不表。但事实上，陈岱孙在童年时期接受的旧式教育至少对其产生了三点积极影响：其一，深植了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济民”“富国强兵”的理想信念，成为陈岱孙终生治学的价值追求。按照其本人的话来说：“想起了古书中所说的‘足食足兵’的重要性和积贫积弱显然是导致横逆的原因，那么富强似乎是当务之急。”③其二，培育了中学文化的深厚土壤，为其建立完整的、中西交融的知识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此阶段，陈岱孙早已熟稔时事对策和历史评论，又广泛涉猎了各类古典名著、传记、诗词戏曲，甚至还有西洋小说的译本。④如此文理兼通、从不偏废的启蒙经历，使其在此后始终对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抱有极高的热情和研究兴趣。其三，福州的三坊七巷早有“读书不轻商”的文化传统，又最早被辟为通商口岸，这为陈岱孙后来赴笈欧美、学习西方经济学埋下了伏笔。 1918年，陈岱孙入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两年间，陈岱孙在同侪间的学习成绩为中等偏上，并不十分瞩目，但在“法制史”课程中取得“超等”，在“文学评论”“伦理学史”“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等课程中亦取得“上等”，已初现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志趣和过人才能，也显示出童年时期博览群书、广泛涉猎的扎实基础。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清华留美预备班，授课教师大多精通英文，以英文讲授的课程也占多数。考虑到预备班的办学目的和学员构成，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陈岱孙敏锐地观察到，西文课程大部分安排在上午，大家精神抖擞、全神贯注；而中文课程却在午后，学生们“气氛松懈，秩序十分不堪”。⑤陈岱孙虽然对此种课程设置和授课氛围并未明确表态，但实有批评之意；留美学生对中西学之间的明显侧重和取舍，给青年陈岱孙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构成了其在任教期间开展西学本土化“长征”的深层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