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9)05-0142-08 教育质性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系统引入我国①，在教育变革的沃土中不断发展，并随着研究者学术立场的差异而演化为不同的路径。本文旨在对我国教育质性研究近二十年来各路径的发展状况加以评论，目的是反思为什么这一方法会在近年来迅速发展，描绘各路径的独特发展脉络及其存在的主要争议，并在此基础上对整个质性研究阵营在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加以讨论，最后就如何实现质性研究的理论自觉给出建议。 一、质性研究在我国教育研究领域的本土化发展 质性研究自世纪之交以来呈现的繁荣状态，与教育变革的推进息息相关。改革的推动者倡导概念重建和知识观的改变。②③质性研究者所秉持的情境性、复杂性、缄默性等认识论立场，在变革中被顺理成章地合法化。概念重建所带来实践场域的意义嬗变，诸如学校文化重建、课堂重建、师生关系重建、实践者身份认同感重建，为教育质性研究生成了丰富的题材。 学校在变革中获得了更多的课程自主权，这在两个维度上带来了对质性研究的需求。在纵向的维度上，各层级的课程理解成为落实课程标准的关键。这势必推动研究者从实践者的“主位视角”出发，深描实践者的行动逻辑。在横向的维度上，课程被理解为制度的、现象学的、性别的等多种后现代文本。④文本的多元化意味着关注文本意义的质性研究者在不断加速分化。 在“教师作为研究者”等理念影响下，质性研究被视为特别适合(研究)一线教师的方法。虽然我国早有“中小学教师做科研”的制度安排，但在20世纪80年代这并不是以中小学老师改进自身实践为目的，而是强调教师掌握所谓“科学方法”，如多因素分析等统计技术。⑤“教师作为研究者”运动，旨在理解教师真正的实践，为教师赋权。陈向明写作《教师如何做质的研究》一书，就是指向教师的这一现实需求。⑥新的身份认定，新的组织和评价制度，新的教学技术，以及家长、学生、社会要求的转变等混杂在一起，使得教师的生活、工作和成长成为质性研究的焦点。 大学与中小学合作，促成更多教育学者加入了原本只属于教育实验研究者的领域⑦，带来他们身份的变化和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虽然仍然被尊称为“专家”，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他们所掌握的理念和知识未必真的就高出实践者一筹。他们必须学会与持着批判眼光的实践者共事，并对他们给予真正的理解和尊重。研究者的实践意识和反思精神由此注入了中国质性研究者的特质之中。 而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之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便已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大学加速等级分化的过程，导致了科研共同体的行动者网络重组。政策推进过程中的落差，带来学者们对于高等教育政策空间的兴趣；⑧绩效考核、教育质量下降与学术失范现象的普遍化，带来了理解高校学术职业的需求；⑨高等教育的巨变，让许多身处高校的教育研究者都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危机，⑩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着质性研究的主题。教育的变革加速了社会的分化，社会深层机制变化又导致了教育(实践者)的变化。教育质性研究者站在各自所处的位置，在自身经历和命运的感召下，踏上了不同的质性研究旅程。 二、我国教育质性研究的主要路径及发展状况 虽然陈向明在《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一书中对质性研究进行了整体的梳理，但质性研究毕竟只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根据迈尔斯和休伯曼的分类，质性研究群落中的路径已多达21种。(11)最近的这二十年，我国质性研究阵营的分化已经非常明显，最主要的路径包括民族志、现象学、扎根理论、叙事研究、话语分析等。在各个路径内部，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学术争论。 1.教育民族志 教育民族志是各路径中较早成熟并形成经典范例的一支。从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来看，在改革开放前后，由于社会环境和理论视野的局限，使用教育民族志的学科——教育人类学——几乎等同于“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后来该领域的研究实例和方法论的演进也相对独立。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学、人类学学者在撰写民族志时，已经涉及许多重要的教育议题。在21世纪初的教育民族志成果中，吴晓蓉的《仪式中的教育——摩梭人成年礼的教育人类学分析》(12)、巴战龙对裕固族学校教育的民族志考察等(13)，开始体现出教育民族志扎根田野、细致描写的成熟方式。近年来董轩对于武校学生话语、文化资本、身份认同等的考察(14)，陈学金对于家庭文化中幼儿成长的民族志观察(15)，则体现了民族志写作中突破少数民族异域的努力。 教育民族志研究者对于方法论反思和探讨有很强的自觉性，以此维护教育民族志的独立定位(如庄孔韶的《教育人类学》(16)、冯增俊的《教育人类学》(17)、滕星、巴战龙的“从书斋到田野：探教育研究的人类学范式”(18)、巴战龙的“教育民族志：含义、特点、类型”(19)等著作和论文)。而真要细究民族志的具体方法，却并没有独特的一套体系。自然场景下的观察、访谈、实物收集、不断地记录笔记和加以整理，似乎就是其全部的方法。他们最重要的方法可以被概括为两个字：田野。民族志是教育人类学的看家本领，而田野调查则是民族志的生命所系。民族志对于“本土意识”的关怀，也吸引着其他教育学科对其加以借鉴。(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