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时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无疑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指南。 今年适逢我国近现代政治学科发端创立120周年，当此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科之际，站在人类文明和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联系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实现伟大复兴和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系统回顾、梳理和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我国近现代政治学科百廿年发展历史，分析提炼其中蕴含的学科发展规律，鉴识吸取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科，无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源流与创立 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现象及其相互联系的观察和追究，几乎与人类文明一样久远。记载文字显示，人们在古代就仔细观察、追究和思考社会公共生活及其权威现象，形成了关于政治现象的知识和学问，并且开设学堂，讲授知识、传播思想。在中西方政治学发展史上，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好奇、探究、思考和传播，初始过程竟也十分相像，古希腊智者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及柏拉图学院，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和他的吕克昂学校，孔子创仁德政治思想并以私学授业，由思考到传授，使得这些智识者的政治思考和学识成为文明意义上的学问和学术。 在两千多年漫长的中西方历史演进过程中，不同文明和政治形态的发展，对于中西方思想家提出了不同的需求，也为他们提供了不同的素材和际遇，使其形成了关于政治思想、活动和制度的不同认知，由此构建了不同的政治学问和学术。 19世纪末，中西方政治学几乎在同一时期成为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尽管如此，中西方政治学科独立成型的动因和背景却迥然相异。 在西方，发端于14世纪的启蒙运动引发了此后的资产阶级革命，造就了自由主义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体系。及至19世纪末，近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已然确立，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却日益凸显，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对于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有效化解经济社会矛盾的作用随之逐步突出，为此，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对于既有政治制度框架下的政治运行提出了更具操作性和现实性的要求，实际政治生活对于专门的研究对象、系统的知识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实用的研究成果的需求，促使原本依托哲学、伦理学、法学而形成并且仍然与这些学科学术混为一体的政治知识，演化成关于政治运行和技术的专门而清晰的学科、学理、知识和方法体系，正因为如此，独立的政治学科应运而生，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的成立，通常被认为标志着西方独立政治学科的诞生。 当西方政治学揖别哲学、伦理学等学科而成为独立学科和知识体系时，中西方文明在现代化意义上，已经在社会经济政治形态和发展时序方面形成巨大落差和时差。 没落腐朽的满清王朝裹挟着中华文明急剧沉沦，而在后发和外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觉醒的先进分子积极向西方和国外寻求拯救民族危亡的良方。甲午战争之前，这种关注和努力无疑大量集中于器物层面，对于西方军事技术、工业制造技术等等的直接引进和简单模仿，逐步酿成了近代洋务运动。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昭示了对于西方器物简单模仿学习而达成现代化路径的淤塞。适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②。启蒙知识分子由此认为，先进的西方器物，固然是先进的西方技术和制造之花的果实，但是，先进的西方技术和制造之花，却是开放在与此对应的西方制度之枝干上的，因此，欲达成先进的器物，必先达成先进的技术和制造，而欲达成先进的技术和制造，则必先达成先进的制度。“法终当变，不变于中国，将变于外人。”③而1898年的“戊戌维新”，正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转换的集中行动，维新派的变法，实则为制度变革。与此相伴的倡导新学，不过是伴随制度导入的思想、学问和文化引进。研究表明，恰恰是这种思想、学术和文化的引进，激发了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近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兴起和发展。 由此可见，近代中西方政治学形成独立学科的公元纪年虽然同处一期，但是，中西方政治学在历史遭际和实践使命意义上的社会纪年却迥然相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摆脱深重民族危机和对于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艰难追寻，引发了对于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旧政治哲学的抛弃、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追求和对于现代化伴生政治形态的知识渴求，这种弃与求，既是近代中国政治学形成独立学科的认知滥觞，也是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发端和发展的实践底色。 二、样态与特征 在中国近代社会发生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发轫，在先进知识分子努力以近代西学取代传统儒家、以制度变革拯救民族危亡的知识努力下创建，近代中国政治学的诞生必然是偶然与必然、传承与转换、移植与选择的多重矛盾辩证作用的产物，研究显示，其初生样态由此呈现复杂的多面性：④ 第一，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古老中国的诞生和拓展，是戊戌维新运动移植和嵌入外来知识和制度的幸运例外。作为独立学科的近代中国政治学，是戊戌维新创立京师大学堂的产物。戊戌维新本质上是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变革腐朽的满清封建制度以救亡图存的重大行动。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戊戌维新的制度变革主张惨遭旧势力疯狂扼杀而几近全部覆亡，但是，京师大学堂却是其侥幸留存的唯一成果，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正是因为京师大学堂的幸存而得以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