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9)03-0053-06 一、“悲剧人文主义”概念的提出 1947年，《美国学者》季刊第二期刊登了《一种悲剧人文主义》，作者马克斯·勒纳写道：“我说的是一种理解力……这种理解力，能够诚实地承认人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是带有兽性冲动的动物，会被各式各样的企图所操纵；同时又有足够的勇气主张人是道德秩序的一部分，在其中，人损失了个人意义，倚靠个人责任将道德秩序转变为集体行动。我认为这是一种悲剧人文主义(tragic humanism)。之所以称之为人文主义，是因为它关注自然的和道德的秩序，而不是超自然的和宗教仪式的。称之为悲剧，是因为它必须将自己抽离出贫瘠的信仰——人完全是理性的，进步和幸福能从权力体系中发芽。”[1]137～139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很多自信的欧洲人一直乐观地相信，人类必将迈入一个理性、和平的新时代，暴政、迷信和战争从此一去不返。而勒纳却将这种信仰形容为“贫瘠”，并通过从伦理学的角度定义“悲剧人文主义”的概念，指出了人类在“自然秩序”与“道德秩序”的博弈中必然存在的无处遁逃的悲剧性。 只是当时西方学界自由人文主义盛行，“悲剧人文主义”这个概念并未引起多大重视。2009年，特里·伊格尔顿在其收录于《理性、信仰与革命》一书的论文《文化和野蛮》中通过分析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再次明确提及“悲剧人文主义”一词：“悲剧人文主义拥抱死亡的中断和破坏……人必须尊重美、理想主义、渴望进步，同时又能以马克思主义或尼采式的方式承认在它们的根源存在着多少鲜血和苦难。”[2]163伊格尔顿出生于天主教家庭，其学术带有浓厚的神学背景。他曾讲过“悲剧是一种神学替代品”这样的话，而从上述文字也不难看出，他所理解的“悲剧人文主义”与勒纳有所不同，充盈着一种“向死而生”的宗教内涵。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憧憬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但他的《资本论》集中了大量的笔墨对其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的乱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伊格尔顿评价道：“当马克思借由人性的彻底改进来谈论人性的彻底泯灭时，他是一位悲剧人文主义者。”[3]260因为，没有人能像马克思那样那么深刻地体会到人类的不幸，如果他不是对人类怀有同样深厚的期望的话。 “人性”和“向死而生”是理解伊格尔顿“悲剧人文主义”概念的两个关键词。勒纳在他的定义中质疑了人的理性，伊格尔顿则明确了人无法完全理性的根源所在——“人性”。爱尔兰小说家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甚至借大人国国王之口讽刺人类是“自然界中爬行于地面的小毒虫中最有害的一类”[4]导读3。小说主人公格列佛在游历大人国时为了讨好国王，表示愿意把制造军火的方法献给国王。他吹嘘说，火药枪炮威力无比，能使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当我们回溯漫长的人类历史，血流成河的屠杀其实何曾止息过呢?人性到底还值不值得被拯救，是令很多人想来都深感绝望的话题。叔本华曾引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感叹道：“不生，是最善的事。”[5]135也就是说，对人而言，最善之策就是不要出生。尼采受叔本华的影响，其《悲剧的诞生》发表了相同的言论。在伊格尔顿访谈中，他这样说道：“我自己对悲剧人文主义的看法是，除非你准备好凝视美杜莎的头，否则不会在政治上取得多大进展。如果不从索福克勒斯或叔本华的‘最好是没有出生’开始思考，你就不会注意到造成我这种看法的那些困苦。若不知困苦，你也就不会去改变它。”[3]262伊格尔顿所说的“美杜莎的头”指的正是他已不抱希望的“人性”。在伊格尔顿看来，“掌握历史进程的是人性，而人性不仅毫无希望，而且绝无改变的可能”[6]75。对人性的彻底失望，是伊格尔顿的“悲剧人文主义”概念区别于勒纳之处。伊格尔顿坚定地认为，唯有直面这一残酷的现实，才能在政治上取得真正的进步，此所谓“向死而生”。 如果说马克斯·勒纳的“悲剧人文主义”还局限在伦理学层面的话，那么伊格尔顿对“悲剧人文主义”的理解则彰显了强烈的政治诉求。悲剧一直被诸多理论家视为最具意识形态性的文学形式，然而它不像喜剧那样在每一个时代都能长盛不衰。伊格尔顿重提“悲剧人文主义”的概念，在于他深信，在当下自由人文主义思想仍持续占据上风的时代，“悲剧的观念必须被重新职能化，以供另一种政治和美学所用”[3]257。他本人正是借助“悲剧人文主义”这一观念，对自由人文主义的观点展开了批判。 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 humanism)被海登·怀特和威尔逊·库兹称为“西方文明最重要的传统”[7]序言5。在他们合著的《自由人文主义的兴起》一书中，两人从多个角度对西方自由人文主义传统的演变历程作了系统的考察。自由人文主义构成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以来的主流哲学话语，应该说，它是资产阶级这一特定阶层的哲学话语。虽然资产阶级自由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包含了许多矛盾，呈现出非同一性的特征，但伊格尔顿还是抓到了自由人文主义者的某种共性——将普通生活理想化[3]261，这是由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并且无从避免。维特根斯坦曾援引过耐斯特洛的一段具有讽刺意味的话，“总而言之，进步具有这样的特点：看上去，它比实际上伟大得多”[8]2。这句话用来概括自由人文主义或许也是恰如其分的。由于自由人文主义者理想化普通生活，使得他们在寻求人类社会真正民主、公平、正义的道路上，虽然提出了花样翻新的方案，但实质上可能是碌碌无为的。本文中，伊格尔顿站在悲剧人文主义者的立场，对西方自由人文主义的悲剧观、“无利害性”观点和“延续性”观点的猛烈抨击，足以说明这一点。 二、对自由人文主义悲剧观的批判 伊格尔顿批判自由人文主义的悲剧观，对准的目标之一便是自己的博士导师雷蒙德·威廉斯。众所周知，威廉斯著有《现代悲剧》以驳斥乔治·斯坦纳所叫嚣的悲剧死亡论。斯坦纳将悲剧限定为一种戏剧形式，日常生活中的悲剧现象在他看来不属于悲剧范畴。威廉斯则强调日常的悲剧观念，在大众的日常经验中构建现代悲剧的理论，从而使悲剧具有了日常性、大众性和社会生活性。悲剧是“对社会无序的反应”[9]56，“就日常的死亡和痛苦而言，当我们看到哀痛和悲伤，当我们看到男人女人被他们的真实损失压垮，我们至少没有不证自明的依据说我们不在悲剧中”[9]39。威廉斯还表示，对于悲剧，“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不可能保留黑格尔的‘和解’理念来作为悲剧的问题”[9]26，也就是说，虽然威廉斯主张悲剧是日常的，但同时他也认为悲剧是不能被不断解决的。可以“和解”的悲剧本质上非悲剧，若如此就不会产生去改变它的动力，即威廉斯所言的革命。应该说，威廉斯的这个观点是比较典型的悲剧人文主义者的观点。那么，伊格尔顿对他的批判又从何谈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