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762(2019)03-0015-07 现有教育综合改革主要是针对区域教育资源的综合优化使用进行的改革，缺乏从学术、综合、技术教育体系结构平衡及其实现路径上进行研究。于是，造成了当下大学毕业生结构性就业难和创新型人才、高端技术人才缺乏的社会问题。为此，吴康宁认为：“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关键在‘综合’，不能用教育领域简单的‘全面’改革代替‘综合’改革；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只是‘教育领域’的独家事务，必须得到‘社会领域’的合力支持。”[1]为解决因教育类型阻隔造成的大学生结构性就业难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2011年)》(第三版)为同一定向课程实现等级衔接和不同定向课程进行相互转换提供了国际参照标准。借鉴其课程层次和类型纵横贯通的设计思路，本文试图从教育的育人和社会功能统一性、知识与技术的联系性、学位制度的利益性等角度，对中国教育宏观体系的综合改革进行深入研究，以便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教育深层发展的问题。 一、当下教育体系深层问题及破解问题的“一体三轨”结构 通常我们研究教育体系只注重从微观的办学体系内部进行研究。事实上，对整个国家教育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却是宏观教育体系架构。只有各大体系之间拆除了融通壁垒，才能形成因材施教的国家制度环境。 (一)现有教育体系结构适应市场经济和人的发展深层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使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必须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深化要素市场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2]。基础教育属于公共事业，即使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也只能是准公共产品，不能完全市场化。但是，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必然反映在对人才类型、规格和数量的最终需求上，即市场将以行业标准来决定各类型、各规格人才的就业状况和实际待遇。这就要求整个教育系统对“市场的决定性”做出回应，在教育发挥服务社会功能上增强其针对性、实效性。要更好地实现中国教育服务社会的功能，就必须正确处理政府和教育市场的关系，打破由教育行政部门设置教育类型和体系的官僚体制，实施国家宏观计划指导下，结合市场对人才类型需求的变化，由学校自主选择转型及其专业群设置。现有“学术-综合-技术”三类教育体系之间，因为学制、财政体制内外就业待遇差异等藩篱，造成三类教育体系学生之间的自主流动成了问题：学术型大学毕业生数量过剩，托底的地方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上加难；大多局限于专科的“职业教育”，因限制了学生升学通道，导致生源差，高技能人才匮乏，毕业生找不到好的工作；企业因高素质学术人才动手能力差，低层次技能人才又不符合岗位要求，招不到需要的高端技术人才。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难题，就要建立起学术、综合、技术三类教育在同一体制上平等发展的体系结构，建立中国“高等学校的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3]。 (二)破解深层问题的“一体三轨”教育体系及其内在合理性 普职融通的“一体三轨”教育体系，即在“同一体制”的平台上，让学术、综合、技术三类教育协调发展，形成三类教育相生、相伴于高中到博士四个教育层次的一体化体系，以方便师生根据自身专长和社会需要，实现“体制内”的自由转型，从根本上破除普职融通障碍。无论是学术型、综合型还是技术型教育，其本质都是为了成就学生美好人生和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这是三类教育应享受同一待遇的前提。同时，也只有在同一体制上实现三类教育的待遇相同，才能真正创造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4]。 首先，知识与技术的内在统一性要求相同体制下形成不同的教育类型。工程项目以自然科学理论为基础进行设计，以技术手段实现设计蓝图，形成了“科学-工程-技术”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正是这种内在联系，成就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科学教育、工程教育与技术教育三类教育方向。[5]其中，科学教育重视的是理论基础学习。笔者将这种侧重理论基础学习的教育归入学术型教育。工程教育则是融合科学理论和技术的综合教育。经济学、法学等应用型综合类教育，笔者也将其归入综合教育类，主要对应当下的工科大学和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以培养实操技术人才为特征的高职高专类职业技术教育，专注于能工巧匠类拔尖技术人才的培养，笔者也将其归入技术类教育。参照上述三类教育的划分，笔者认为应将当下的教育划分为“学术-综合-技术”三大体系，其中综合教育体系是连接学术和技术教育体系的桥梁。因为学术与技术的内在联系性，要求打破学术教育优于职业教育的获利机制，形成便于学生相互流通的新机制，为学生理论知识与技术的融通创造制度环境，所以需要在相同体制基础上建立三类教育体系。 其次，“一体三轨”教育体系具有实践合理性。20世纪90年代开始，英国和中国台湾的职业技术院校纷纷并入应用型大学。从普职双轨逐渐走向单轨制的实践证明：“双轨制天然地存在不稳定性。”[6]从我国官本位的学校管理体制来看，高职高专属于副厅级单位，明显比厅级单位的地方应用型高校低了一等。更关键的是高职高专的毕业生大多在财政体制外就业，明显低于学术型高校毕业生的地位，最终导致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和生源差。普职院校的不平等与其追求招生和毕业生待遇的平等性之间，造成了双元制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致使其逐步走向单轨制。而“一体三轨”教育体系不仅能满足其追求平等的体制要求，又能尽展三类教育的特点。同济大学举办的中德工程学院、同科学院、高等技术学院，是由同一大学创办综合和技术类本科专业的成功典范。[7]它从文凭含金量、管理模式上都体现出同一体制的优越性，从而增强了本科技术教育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