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19)02-0037-11 没有差异就没有身份，建立在形形色色区分标准之上的“差异性”是身份建构的基础。在民族国家的时代，“我者”(the Self)与“他者”(the Other)的界限普遍地体现为族群之间政治和文化边界。基于现实的或想象中的边界而产生的分裂主义、失地收复主义、领土纠纷和族群仇恨，已经愈来愈成为世界局势动荡的主要诱因。全球范围内的统计数据显示，国内战争——大部分以族群争端为特征——已取代国家间战争成为军事冲突的主要战场。①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不同区域多次发生驱赶罗姆人(吉普赛人)的事件。②法国政府在2011年8月前后宣布解散罗姆人营地，迫使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2009年11月，瑞士全民公投决定禁止在国内建造回教尖塔，推动此项法案的瑞士人民党认为这些尖塔象征伊斯兰文化暴力的一面，与民主理念相违背。2014年5月越南发生排华事件，多个省市的华资企业被抢劫、焚烧，并造成上百人伤亡，这是继1969年5月马来西亚和1998年5月印尼排华骚乱之后东南亚国家发生的第三次严重排华事件。2017年9月，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突然举行独立公投，遭到伊拉克、土耳其、伊朗等邻国的激烈反对，伊拉克政府不惜以武力相威胁。③2017年10月，加泰罗尼亚大区在未经中央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举行独立公投，引发了西班牙的宪政危机。2018年，缅甸驱逐若开邦的穆斯林居民、导致大量罗兴亚人沦为难民的事件，引发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缅甸政府以及昂山素季本人均陷入严重的公共关系危机。上述危险的真正核心并没有太多新意，它恰恰是现代政治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之后长期面对的困境：如何应对“异质性”(heterogeneity)——可能是内生的也可能是输入的——所引发的冲突？多民族国家能否在“差异”的基础上保持政治统一？ 一、民族国家的“错觉” 现今世界上存在三千到六千种语言，但民族国家只有两百多个，而这些国家所使用的官方语言加起来则更要少于这一数字。这也就意味着，大量的语言系统和它们所承载的宗教、历史、文化、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挤压。正如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思想家之一的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所言：现存的政治组织没有一个能真正达到“世界性”(cosmopolitan)的标准；所有政治形态均将“我们”与“他们”作为相互对立的阵营。阵营双方的每一成员兼具整合功能与区隔功能于一身——事实上，双方正是通过与对方划清界限的方式才能实现上述整合功能或区隔功能。④ 近现代历史上的民族建构对内追求同质化，对外追求差异性，其过程不乏征服与强迫。1500年的欧洲分布着五百多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及至1900年，只存留了25个主权单位。一方面，西欧国家依靠在国内推行工业生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分裂状态(居住地、职业、语言文字、生活方式，最终是道德)；对外则通过殖民战争将这种“同质化”推向更远的疆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通过经济逼迫(农民和传统手工业从业者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相继破产)和武力威胁(为实现殖民而采取的军事行动)来实现“同质”没有遭遇强大的抵抗。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对外强调独特性，它在努力锻造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共同体的同时，也极力避免被其他文明同化。凡是在这两方面遭到失败的族群，都没有能够登上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舞台。 民族国家对内部同质性的强调并非没有代价。新诞生的民族国家在成立伊始几乎无一例外地因内部整合、消除局部差异的努力而导致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之间出现矛盾和紧张。民族国家并不是“独特性”的终结之地，在民族国家内部同样存在着对“差异”和“不同”的追求，这种追求可能来自少数族裔，也可能来自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或者地区性文化群体。⑤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而是被政治权力——甚至直接的暴力——糅合的多民族国家。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国家”这个对“均质性”有强烈暗示的概念经常会导致两个政治错觉：一是民族国家内部的“均质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不可逆的；二是高度的“均质化”才能保证内部团结和政治统一。 与第一个错觉相悖的事实是：民族国家内部相对均质的状态在人类历史上只存在了相当短一段时间。直到1863年，也就是法兰西民族国家在政治上诞生之后又经过了三代人的时间，仍有20％的民众不讲法语。⑥1861年意大利统一之时，仅有2.5％的居民使用现代意义上的意大利语。⑦即便对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来说，内部同质性的达成也相当晚近。以日本为例，日语标准化的概念直到明治维新时期(1868-1912年)才出现。人们现在使用的标准日语是在东京中产阶层所使用的日语“方言”基础上演变而来，在1868年之前不为大部分日本人所掌握。⑧ 汉语的标准化过程更加漫长。清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皇帝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官话，设正音书馆(类似于现在台湾学生上的正音班)。⑨此时，后来成为世界第一大语种的英语刚刚完成了标准化。⑩雍正下此诏的起因是福建、广东两省的官员进京面圣时，皇帝本人无法理解臣子的口音。自此，朝廷严令推广官话，曾一度规定，不会讲官话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然而，在语言的功能还具有相当地方性的清朝早期，这一自上而下的运动日渐弛废，收效甚微。这种情况一直到新中国建立都没有改观。孙中山先生留下来的珍贵录音需要配合字幕才能全部理解，而新中国的诸位开国元勋虽经南征北战，但各自操着一口方言或者有鲜明方言特色的官话，面对着形形色色的内宾外宾谈笑风生。普通话的大面积推广一直到改革开放才取得根本成效，1986年国家把推广普通话列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1992年确定推广普通话工作方针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在强化政府行为、扩大普及范围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至此，中国大陆的中小学课堂才开始强制使用普通话授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