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一种现象：一个强大的王朝崛起，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权和统一的国家；但是，随着王朝衰落和瓦解，中央集权国家也随之解体，接踵而至的是大规模内战、地方割据，甚至国家分裂，以至于每一个新兴的王朝都必须重建国家。因此，每一个新兴的王朝，其统治的疆域都经历了重新界定，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经过了重建，不能直接继承前一个王朝的国家机构。历史学家把这种现象概括为“王朝循环”或“治乱循环”(Wang，1936；Yang，1954；Usher，1989；劳干，2006；Chu and Lee，1994)。笔者要指出的是，王朝循环和治乱循环接踵而至，意味着每一次王朝更替和政权转移，通常都伴随着国家瓦解和天下大乱。① 本文所关注的是，围绕中国历史的上述特征，在历史上和当代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以“王朝更替通常带来国家瓦解”为依据，论证皇权的合法性。这种观点认为，为了避免国家瓦解和天下大乱，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强化皇权，确保中央政权稳定。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吕氏春秋·谨听》：“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至汉代，这种观点已成为王朝正统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如《汉书·成帝纪》：“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后汉书·孝桓帝纪》：“盖闻天生蒸民，不能相理，为之立君，使司牧之。”② 上述观点的当代版本，是苏力在《大国宪制》的论述：“(中国)历史一再表明……只要以天子或皇帝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弱了，撑不住了，社会秩序的其他基本关系，无论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还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就一定乱套，本来大致有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就会全面陷入无序，就会是全面的政治动荡，频繁的战争，大规模人口死亡和背井离乡，以及国家疆域的巨大变化。”(苏力，2018：454-455)因此，“为了确保天下太平，必须有一个以皇权为代表的强大的中央集权”(苏力，2018：456)。 另一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相反，它认为，中国历史的上述特征，不仅不能为皇权的强大提供合法性，恰恰相反，这种特征本身就是因皇权过于强大而造成的后果。这种观点认为，秦以后实行郡县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却弱化了国家本身的凝聚力，致使国家的统一主要依赖皇权的力量才得以维系，一旦王朝衰落，政权易手，国家就将分崩离析。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西汉陆贾论“打天下”与“坐天下”的关系——“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陆贾列传》)。至宋明时期，此种观点臻于成熟。南宋罗泌所论述的皇权的强大导致“天下之势散”③，以及明代陈邦瞻所概括的“主势强，国势反弱矣”④，即是对此种观点的代表性论述。在当代学者中，徐复观对秦王朝评价道，“(国家)没有有机体的社会结构，仅凭刑的一条线把臣民穿贯起来，以悬挂于大一统专制的皇权手中，此线一断，即土崩瓦解”(徐复观，2014a：93)，可以视为此种观点的现代延续。为了叙述方便，笔者把此种观点概括为“强政权、弱国家”。 我们该如何评价上述两种观点？客观地说，第一种观点在民间和官方均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为皇权辩护的色彩。它无视历史上皇权的强大带来的负面后果，无助于引导中国走出治乱循环的命运。而且，第一种观点在逻辑上也是苍白的：要求中国人为了天下太平，接受皇权的统治，并不能真正建立起长治久安的强大国家，更不能“为万世开太平”。 第二种观点的价值，在笔者看来，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历史洞见：在中国历史上，政权的强大均未能带来国家的持续强大，恰恰相反，强大的政权所建立的国家，虽然也曾兴盛于一时，但是，都无一例外地衰落了，并且，都随着王朝更替而瓦解了。此种历史洞见是我们不应忽略的。 其次，第二种观点提出了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即社会凝聚的问题：何种因素能够将一个文明团结成持久的整体？这一问题曾经是欧洲思想家遇到的最关键的哲学和社会学问题(麦克法兰，2013：5)。欧洲学者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发现了政治权力既集中又分散的重要性。麦克法兰引用托克维尔的话，指出：“(在国家体制上)有两个缺点需要规避：一是政治权力集中于一点，一是政治权力分散于全国各地。如果将一切都捆扎成一个包袱，则一旦散捆，一切将四分五裂，国将不存；如果权力高度分散于各地，国家的公共事务显然受到阻碍。”(麦克法兰，2013：183)。不难看出，托克维尔的观点与“强政权、弱国家”的观点有相通之处。 因此，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值得我们重视。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人系统地论述此种观点的理论意义，也未有人论述其前提条件和逻辑基础。本文的目的是，尝试阐述第二种观点在理论上的意义，考察其前提条件与逻辑基础；然后，本文将进一步分析“强政权”导致“弱国家”的原因。 二、“强政权、弱国家”——中国古代学者的论述 王朝更替通常伴随着国家瓦解和天下大乱，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古代学者的关注和深思。受“天命观”的影响，古代学者对王朝循环和政权更替不太在意，因为“天命靡常，惟德是依”，天命转移自然带来王朝更替。所以，顾炎武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这就是说，保护王朝的政权之不坠，是庙堂上的统治者和权贵们考虑的事情，与普通百姓不相干。⑤但是，“国家瓦解和天下大乱”则不然，它是顾炎武说的“亡天下”，与天下苍生祸福相依。所以，顾炎武又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⑥ 在思考上述问题上，古代学者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这一现象是由郡县制的缺陷和皇权过于强大导致的。他们认为，郡县制有利于加强皇权与中央集权，但是，国家作为疆域内所有人民组成的共同体(所谓“天下”)，其联结纽带比较脆弱，主要依赖中央政权的维系，一旦中央政权动摇，国家就面临瓦解。秦王朝的兴亡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同时，在县以下设立乡亭等社会管理和控制系统，建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郡县制国家。依靠郡县制，秦王朝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征发劳役，从事浩大工程和发起大规模征伐战争。然而，陈胜、吴广一次小规模的造反事件，引发了全国各地区大反叛，秦王朝在反叛中崩溃了，其建立的郡县制国家也随之瓦解。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