⒈一个值得研究的特殊阶层 “文化大款”是90年代出现的一个新词，它所标识的是90年代出现于中国大陆的一种新的知识分子类型，也是一种新的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出现打破了文化与经济之间、知识分子与富豪之间的传统界线，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阶层分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也为知识分子的文化社会学提供了新的重要的研究课题。 通俗地说，文化大款就是“文化人”与“大款”的合成，是从事文化事业、同时又富有超群，从而跻身“大款”行列的那部分文化人或知识分子。奇怪的是，我们一般不说商业大款、经济大款、企业大款等等，而偏偏“文化大款”成了一个奇异又陌生的词。言后之意似乎是，凡大款本来就都属于商人和企业家的“专利”；与知识分子无缘。这也难怪，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中人们的观念看，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与大款的绝情似乎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惯例，无论在传统中国社会、解放后30年，还是所谓“新时期”，知识分子即使不是“穷人”的同义词，至少也是近义词。前两个时期就不说了，即使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没有改变这种状态，80年代知识分子政治地位的改善与其经济地位的改善并不是同步的（可以戏说为“高帽子，低基础”）[1]。由于80年代的整个社会风气还有相当浓得的重精神的色彩（尤其是初、中期），社会转型也还基本停留在思想观念的层次而没有进入实践的层次，经济领域的两极分化还不明显，社会各界的经济收入基本保持了原来的格局。就连经济界、商业界的所谓“大款”也并不多见；而到了90年代，由于经济领域改革的深化，社会各阶层经济地位的分化及重组越来越明显，知识与经济的关系也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所谓的“脑体倒挂”，有知识者不赚钱，赚大钱者无知识。社会上有这么两句十分流行的俗语：“研究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穷不过教授，傻不过博士”。尽管不无夸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知识分子几乎成了“穷人”的代名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大款的出现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以为引入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P·布丢(P.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或许能够有助于对于这个现象的理解。 ⒉资本与地位 说起来，布丢的理论也并不高深。据我这个外行看，其基本主旨不过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俗语：人生是一场斗争，社会是一个战场。不过布丢的新颖之处在于引入了“资本”的概念，尤其是“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的概念，用以解释人，尤其是文化人、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所谓“社会战场”，用布丢的概念说就是“场域”(field)。“场域”在布丢那里并非指的物理空间（如用篱笆围起来的空地），也不同于一般所说的领域，而是“诸力量较量之场所”(the fields of forcese)，是“充满了斗争的场所”(a field of struggles)。所以说在场域中，总是“硝烟弥漫”，“杀声四起”，人人在那里争权夺利。这是布丢反复地、甚至不厌其烦地强调的一个核心思想。正因为这样，他认为：社会学不是社会物理学，“社会学不是力学的一章，社会场域乃是诸力量之场域，同时也是为了改变或维持力量场域的斗争场所。”[2] 这种斗争的实质就是争夺在场域（社会空间）中的地位。那么，地位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是问题的关键。在布丢看来，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主要取决于他（她）所拥有的资本（包括资本的数量与质量）。所以争地位说穿了也就是争资本。布丢把在场域中卷入地位、资本之争的人称为“行动者”(agent)[4]。行动者由其拥有的资本的多少而获得其在场域与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布丢说：“一个场域可以界定为由诸地位(positions)之间的客观关系所构成的网络或形构。”[4]由于这些地位又是由资本的分配决定的，资本的拥有者能够获得场域中的特殊利益，因而，资本与场域是不可分离的，用布丢的话说：“一种资本除非与场域发生联系，否则就不能存在和发挥作用。”[5]。打个比方，场域与资本的关系就象是游戏与牌的关系。牌的价值取决于游戏的存在，资本的价值也是取决于场域的存在，只有在场域中资本的价值与力量才能得以发挥，这种力量既作为一种武器也作为一种（斗争的）奖品而存在，因为得奖者，即资本争夺中的胜利者，将会更有力地运用权力、发挥影响。所以布丢说：“可以将一个场域比作一种游戏（虽然场域不是精心的创造行为的产物），它也遵循规则与规律性，但不是清晰的、编制成册的规则与规律性。（场域中的）竞争的优胜者可以得到奖金(stakes)。游戏者通过游戏而参与到场域中，他们相互对抗。”不过，他们都一致认为游戏是值得做的，因为优胜者有利可图。这一共识是他们相互竞争的基础。[6] 总之，一个人总得有一定的资本才能在社会上立足并与别人较量，两手空空只能是乞丐一个。因而地位之争也可以说是不同形式的资本之争，资本位于力量的中心，同时也位于权力与地位的中心。 ⒊文化资本与知识分子的地位 不耐烦的读者可能要急了：说了这么多的“资本”，与“文化”有何干？要是布丢听到这一质问，将会哭笑不得。因为如上所述，“资本”这一概念在他那里其含义是宽泛的，他划分了多种资本类型，如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社会资本、法律资本等等。而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三种基本的资本类型。布丢批评古典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只关注了经济资本而没有关注另一些重要的资本形式，忽视了符号权力在社会斗争与社会支配中的作用。布丢认为，一种关于社会实践的总体理论（这正是布丢所致力的目标），如果不把自己局限于经济，就应当全面地把握资本，充分考虑资本的各种形态，不同形式，并且努力发现不同的资本形式相互转化的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