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借贷的期限与收息周期

      偿还期限和收息周期是有息借贷订立契约时不可或缺的要素，①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国、唐代契约中，基本都具备这两项内容，且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②相形之下，秦汉时期的借贷契约出土较少，能直观反映两项要素的材料比较分散，至今还未获得充分探讨。这给秦汉时期借贷活动的研究带来了两点消极影响：第一，忽视不同的借贷期限、取息周期与借贷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利于观察借贷的生成背景，也无法微观认识借贷与社会经济活动如何关联。第二，干扰对常见利率和法定利率上限的判断。史籍中的利率记载，多不明言偿还期限，学者们往往默认为1年，③并以此为基础推算年利率，④失之草率。仅就结论看，各家意见出入颇大，诸史料间的龃龉也难以弥合。因此，细致甄辨借贷期限和取息周期，仍是深入探究秦汉时期借贷活动的必要工作。

      近年来，新公布的秦汉简牍提供了一些考察的契机，也为既有材料的诠释注入了活力。本文拟勾稽相关史料，初步整理不同的契约期限和取息周期，尝试探讨其存在背景，并为进一步的探究做参考。

      二、常见的借贷期限

      综理史料，战国秦汉时期的借贷契约，大致可以分成3类：一是贷期超出或等于1年；二是贷期不满1年；三是以出行返归为限。前两者的区分以1年为界，其差别不惟时间长短，借贷目的亦有不同。

      （一）贷期超出或等于1年

      较早的事例见于《史记·孟尝君列传》：

      孟尝君时相齐，封万户于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钱于薛。岁余不入，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孟尝君乃进冯欢而请之曰：“……邑入不足以奉宾客，故出息钱于薛。薛岁不入，民颇不与其息。今客食恐不给，愿先生责之”。⑤

      孟尝君放贷于薛，因薛邑当年收成不好，导致放贷“岁余不入，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于是派遣冯欢去讨债。史料暗示，放贷的期限至短是1年。冯欢到薛邑后，对负债百姓说：“孟尝君所以贷钱者，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⑥大概孟尝君的放贷，不徒为“奉客”，至少在名义上，还有扶助邑民立业殖产的用意。

      贷期大于、等于1年的，亦见于如下几条材料。岳麓书院秦简的“学为伪书案”中，一个本名为学的人冒充冯毋择将军之子冯癸，假托冯将军口吻，给胡阳官府写信，要借2万钱和1年的口粮，供冯癸与其舍人田作之用。信文如下：

      五大夫冯毋择敢多问胡阳丞主。闻南阳（0882）地利田，令为公产。臣老，癸与人出田，不赍钱、（种）。（愿）丞主叚（假）钱二万，貣（贷）（0323/残566/残655）食支卒岁。稼孰（熟）倍赏（偿）（0913/2183）。⑦

      “南阳地利田，令为公产”“臣老，癸与人出田，不赍钱种”，反映出南阳的“利田”之地似乎新获不久，被征为公产，允许军功亲贵子弟来此开辟置业。“支卒岁”，比照本案后段出现的“癸田（0477）新野，新野丞主幸叚癸钱、食一岁（1089-2/1089-1/2109）”，⑧可知借贷期限是1年。在该案件中，1年的贷期同样与初置产业的借贷目的相呼应。

      西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因对匈奴作战导致边郡缺马，“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⑨官府允许百姓迁到边县畜牧，贷予母马使之饲养，繁殖后收取马驹作利息，约定3年偿本。这个期限是根据马驹生长特点而定。据《唐六典·太仆寺》：“凡马以季春游牝，其驹、犊在牧，三岁别群。马牧牝马四游五课。”⑩马驹出生后，3岁离群，4岁开始交配，5岁才正式征课。汉武帝令“官假马母，三岁而归”，是让初生的马驹成长到能够交配，这时将母马收回，不影响马群繁育新驹。从而新来边县的牧民，便有稳定的营生了。此外，新莽时期也有不低于1年的借贷例。王莽篡汉后，曾推出五均六筦政策，其中之一是官贷。《汉书·食货志下》载：“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11)朝廷向无力治产业的“乏绝”之民放贷，只收取盈利部分的10%为息，利率极低。很显然，其主要的意图是扶贫济困。文中未明言借贷期限，但从“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来看，最短也是1年。

      综合上举材料，贷期大于、等于1年的情况有如下特点：放贷者基本是官府或封君，债务方则是初置产业的百姓。其中，孟尝君、王莽的放贷，皆面向无业贫民，汉武帝的“官假马母”则为激励民众畜马，分别有浓厚的扶助或劝勉色彩。这种做法在战国时似已存在。《逸周书·大匡解》云：“赋洒其币，乡正保贷。成年不偿，信诚匡助，以辅殖财。”(12)官府要在荒年时贷钱予民，到成熟之年暂不责其偿还，以便恢复农家的生产力。(13)至东汉末，郑玄还将《周礼·泉府》“以国服为之息”理解为：“于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14)即朝廷鼓励治业，贷款给初获授田的百姓，每年以5%取息，此设想的偿本期限也不少于1年。参看上面诸事例，蔽言之，此类借贷自有其独特的生成背景，民间契约中或许不多见。

      另有一种现象须作说明。东汉中后期，中央财政困绌，王朝为纾解窘局，强借封君邑租，如顺帝永和六年（141）春正月“诏贷王、侯国租一岁”，汉安二年（143）冬十月“又贷王、侯国租一岁”，(15)两次借贷期限皆为1年。十余年后，桓帝永寿元年（155）二月，“司隶、冀州饥，人相食。敕州郡赈给贫弱。若王侯吏民有积谷者，一切贷十分之三，以助禀贷；其百姓吏民者，以见钱雇直。王侯须新租乃偿。”(16)此诏颁布的背景与前两条略同，也是冬季借谷。其相异之处，这里不说贷“一岁”，而是许诺“新租乃偿”。参合来看，所谓“贷租一岁”，即是待来秋新谷收获后偿还，只不过加上入仓、统计、转运的时间，要近乎1年了。这种借贷不见于秦至东汉前期史乘，更非民间所能有，其特殊性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