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企业相继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出现，同时，服务于这些企业的机器修造业随之发展起来。若就资本来源划分，在机器修造业中同样存在着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等不同形态的资本。这些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它们之间是不是一成不变、深沟壁垒、截然分明的呢？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是否总是相互勾结来压迫民族资本？而民族资本是否如同羊落狼群一样始终遭受摧残？本文拟对上述问题陈述管见，以冀同行指教。 一 马克思指出：“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7页。）资本的自由活动显然既包括对雇佣劳动剥削的自由，也包括资本在不同形态之间的流动的自由。鸦片战争后，中国由闭关自守状态被纳入自由贸易体系。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资本活动的自由度更大，由此在机器修造业中产生了下述明显的效应： 首先，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常常相互转化、相互混合。 先看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的转化。江南地区机器修造业中最早采用机器生产的企业是外国资本企业。（注：参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上册，第15-18页。）至19世纪80年代，外国资本在上海创办的新式机器修造企业约为10家。1865年，李鸿章命丁日昌收买美商旗记铁厂成立江南制造局，原旗记铁厂使用的外国技工，由江南制造局留用8人，技工头目科而带领厂里原班人马“一跃而为江南制造局的总管，成为江南制造局的实际当家人”（注：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转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73页。）。这是外资企业转化为官僚资本企业。 1919年求新机器厂改组，则提供了民族资本企业转变为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合办企业的示例。求新厂由朱志尧独资经营，1915年即占地40亩、资本达30万元，可以生产“浅水轮船、铁道货车、平车、铁道铁梁、车站钢铁屋料、锅炉引擎、碾米、抽水、榨油等各种机器”（注：《求新工厂调查记》，《国货月报》第3期，1915年10月9日出版。）。1918年，该厂积欠东方汇理银行债款高达100万两，1919年，被迫改组为中法合办企业，资本定为120万两，其中外国资本60万两（6000股），中国政府官僚资本50万两（共5000股，其中100股发与华商购买），朱志尧个人资本10万两（计1000股）（注：《中法求新制造厂广告》，《申报》1919年8月31日第二版。），由此使求新厂从民族资本企业转化为外国资本、民族资本、官僚资本等多种资本混合型企业。 在不同形态资本转化过程中，并不完全是“鲨鱼吃掉小鱼，狼吃掉羊”，如丁日昌收买旗记铁厂时，清政府官僚资本拥有的上海苏州洋炮局仅是小型制造厂，而旗记铁厂则是外商一家中型厂，可以修造轮船、生产枪械，丁日昌用于收买旗记机器设备的4万两资金，不是积聚而来，而是一贪官的赎罪款。清末民初出租给日商的公兴铁厂，是一则外国资本“吞并”民族资本的事例，出租缘起则是中国股东的自行决议。据原公兴铁厂职员卢小毛谈话：“（1911年），公兴业务每况愈下，各股东间意见很多，最后决定将公兴厂租与日本人，订明每年租金3000元，租期原订10年（自1911-1921年），后改为7年。”（注：上海机器工业史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7页。）如果说外资企业、官僚资本企业、民族资本企业性质有所不同、地位有所不平等的话，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种不平等是由资本的多寡决定，“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5页。），被吞并的企业并没有成王败寇式的痛苦，而是对资本生存方式的一种选择。 其次，与上述情形相对应，在江南地区机器修造业中，工人、买办、民族资本家、官僚资本家各阶级之间也没有截然的鸿沟，各阶级之间的转化异常活跃，一个人兼有几种身份的事例也屡见不鲜。 一般说来，由学徒升为工人，再转成为外资企业或官僚资本企业的领班、头脑，然后成为小企业主，即小资本家，随着“逐渐扩大的剥削和相应的积累”成为较大的资本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资本家的身份非常复杂，兼有买办、官僚甚至工人的身份屡见不鲜。据统计，在1913年以前开设的91家民族资本机器厂资本主的出身中，以每厂主要的出资人计，共91人，其中头脑、领班或老轨出身的资本主有88人，占63.7%；其次是小手工业作坊主15人，占16.5%；商店主8人，占8.8%；买办1人，占1.1%；其他职员等出身的有9人，占9.9%。（注：上海机器工业史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7页。）可见机器业中民族资本家阶级大多来源于头脑、领班或老轨，这些人则又是由学徒满师后升为“老师傅”，再从老师傅中提升的。外资企业中的头脑或领班实际上具有两种职能与身份，一方面他们是外资企业的工头，马克思指出，这种工头“在工厂是真正的机器工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6页。）；另一方面，具有买办的职能，“厂方雇佣工人，大部是通过他们的关系，只有极少数工人由外国资本家直接雇佣。因此，外资船厂中的头脑与领班，除对学徒进行严重剥削以外，对一般工人也存在着剥削关系”（注：上海机器工业史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4页。）。由技术工人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张荣林，原为大德油厂机锻工场工人，1901年，积资开设张万祥铁铺于大德油厂附近，“日间在油厂工作，夜间在店内工作”，1909年张与朱志尧等人集资1000元创设新祥机器厂，由张荣林任经理，张继续作为工人兼资本家，直至1922年，张才脱离求新厂专任新祥经理，成为完全的民族资本家。（注：上海机器工业史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0-2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