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既涉及不断快速发展的有关数字化政治沟通的研究，也特别关注中国网络空间中的网络代表。我们指出并试图填补现有文献中存在的如下空白，即我们发现大多数有关中国政治代表的研究主要对线下环境中正式的人大代表的动态变化进行了追踪性研究，①而很少关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实践中对代表产生的日益增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尽管有大量文献资料涉及中国网络空间的政治参与②，甚至涵盖当前中国网络空间诸多的发展细节，但这些文献几乎没有涉及中国语境中的网络代表这一问题。此外，我们对中国相关文献的深入研究也同样表明，有关中国网络代表的讨论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尚无定论且缺乏结构性分析。③ 本文将来自现有文献的观点与我们实地观察得出的观点结合起来，分析了迄今备受忽视的如下问题，即网络新技术是如何一直在改变中国的政治代表的。我们提出了两种假说：第一，中国的网络空间不仅为中国传统政治代表的数字化提供了新平台，也为形成政治代表的其他新形式提供了新平台；第二，新技术不仅是交流的工具，而且一直在改变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本文对中国网络空间中的政治代表进行了概念化并对其展开了类型分析。我们进一步提出，政治代表正经历新的数字化转向。最后，本文分析了中国以外的情况，呼吁人们反思西方的政治代表理论。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不论是在西方的民主体制中，还是在威权体制中，政治代表都处于危机之中。政治代表与公民之间的脱节这一关键问题在全球范围内都被频频提及。例如，中国学者汪晖提出了全球性的“代表危机”，他将这一危机视为全球性的政党危机。④同样，史蒂芬·科尔曼(Stephen Coleman)将当代的政治代表描述为“聋人的对话”，其所指的是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日益扩大的交流鸿沟。⑤西蒙·托米(Simon Tormey)在其著作《代议制政治的终结》中指出了新的信息通信技术的作用，认为全球性代表危机的实质是代表与公民之间的高度脱节，其原因在于信息通信技术的空前发展加速了政治从垂直等级体系向横向模式的深刻转变。⑥ 鉴于传统的代表形式面临的危机，网络空间看起来提供了一种新的替代方案。新型网络社交媒体不仅为替代性的话语、对话以及政治和社会协商创造了新的公共领域，还催生了另一种参与性、组织性和代表性文化，这种文化产生了新的社会政治动态，改变了权力关系。⑦中国的网络空间⑧是一个快速扩张、不断演变的领域，该领域形成了各种新的权力模式，这些权力模式以大众参与为特征，其内容或产品的生产通过社交网络、草根群体和政策网络得到传播。中国的网络空间因其规模庞大、动力强劲脱颖而出，故可充当放大镜来观察和分析这种非传统的新代表模式。 二、网络环境中政治代表的概念化 在探讨网络空间的代表(通常被称为网络代表、数字化代表或虚拟代表，这些术语可以互换使用)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关于线下代表的若干现有定义及其传统形式。我们也需要探讨中国语境下代表如何被概念化。 汉娜·费尼切尔·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itkin)的开创性理论研究将代表定义为“使其重新在场”⑨，即在政治进程中，公民的利益和意见通过其代表而得以“在场”。此定义显然过于模糊而无法在经验层面得到验证。皮特金又进一步将其定义为“以回应被代表者的方式，为了被代表者的利益而行事”⑩。皮特金进一步指出了“为……行动”(acting for)和“象征……”(standing for)的双重性，它们涉及政治代表的两重含义，即一方面是指为了或者依照选民的利益而行事，另一方面是指某个个人或群体的体现或化身。(11) 另一种政治代表观的支持者认为，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的政治互动和联系是理解代表如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关键。例如，科尔曼区分了联系型代表(connected representation)的四个规范特征，即亲密性、相互性、一致性和共鸣性。相反，分离型代表(disconnected representation)则具有距离性、疏远性、排他性和冷漠性的特点。(12)基于皮特金以委托—代理关系来分析代表的观点，科尔曼进一步提出了直接代表的概念，其核心是：(1)公民与代表之间的双向互动交流；(2)作为代表行为的核心组成部分的问责；(3)代表具有协商性，而非公民个人偏好的临时聚合。(13) 而迈克尔·萨沃德(Michael Saward)提出了一种不同的代表概念。根据他的观点，“代表即执行(performing)，是行动者采取的行为，‘执行’包含着或意味着如下观点，某人是或可以是‘代表’”。(14)他谈到了“提出主张”，与“某人真实地代表着特定选民或利益”这一观点相比，“提出主张”这一说法更加灵活。这个意义上所说的代表的主张是指“主张自己代表着某人或某事的利益，或者知道什么代表了某人或某事的利益”，(15)这种主张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被默许的。不过，通常情况下，这种主张必然会得到特定受众的认可(或否决)。(16)按照同样的思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谈到了“代表的魔力”，群众似乎通过这种魔力创造了代表，而实际上是代表通过使某个群体及其意见为人所知而创造了该群体。(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