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8)03-0003-18 在教育学形态中，教育哲学是最特殊的。激起情感，启发认知，化育智慧，引领行动。四位一体，无所不至。它的思想魅力和难题挑战，间或触兴动心，不时魂牵梦萦。风云际会，缘情体物。考辨学科起源，推求高位观照。 一、汉语“教育哲学”百年表述引出问题 1917年，朱元善发表在《教育杂志》9卷4期上的《台威氏之教育哲学》一文，是笔者在十多年前发现的汉语“教育哲学”一词的首见，现在怀疑它不是最早的“教育哲学”汉语词组。此后三年间，胡适的《实验主义》和《杜威的教育哲学》两文，推进了中国学界对杜威和教育哲学的认知，其中也有余中、高一涵、陶行知等人的贡献。1920年，正二、何葆仁的文章《希腊教育哲学之研究》(《复旦》第9期)，虽然不像前几位作者的文章那样广受关注，但回头看，汉语词组“希腊教育哲学”，拓展了教育哲学的空间，开发了教育哲学的时间。它蕴含两个事实判断：教育哲学是普遍存在的，教育哲学的一般价值是超越时空的。二者不是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才形成的。从1903年7月到1906年7月，王国维的系列文章，如《哲学辩惑》《论教育之宗旨》《尼采氏之教育观》《汗德之知识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论平凡之教育主义》《述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之关系》等，表明在20世纪初年，二者已为时贤透察。王国维是对“绝妙纯然灵智/卓绝极微纯灵智”最服膺者①，是最不遗余力推介此类教育哲学者。时运不济。对于王国维，刘勰的预判失效。所谓“隐篇所以照文苑，秀句所以侈翰林”(《文心雕龙·隐秀》)，非也。 范寿康在1921-1923年的论著(德语和汉语)②，特别是他的《教育哲学大纲》(1923，1933)，推出了罗森克兰兹(Johann Karl Friedrich Rosenkranz，通常简写为Karl Rosenkranz，1805-1879)： 他写了一本《系统的教育学》，美国人将它就译作《教育哲学》。这样看来，美国的教育哲学实在等于德国的教育学。[1] 孟宪承注意到，“自从杜威来华以后，教育哲学的论述，不时出没于教育的书报上。”他放眼欧美，纵横捭阖，主张把教育哲学“当作一门学问研究”，倒没有提及罗氏。对“为什么要研究教育哲学”的问题，孟宪承借用波特的说法，实在高明。“波论”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常讲常新的，是可指导反思当前若干重要动向的： 近年来教育上科学方法的发展，同时带着对于根本问题的比较的忽视。[2]102-105③ 1927年，陈科美写道： 罗森克兰兹的《系统教育学》出世，“教育哲学之规模已具，哈立斯译之为《教育哲学》，大致尚云和称也”。[3] 陈科美说哈立斯(William Torrey Harris，1835-1909)“译”，怕是以讹传讹。他认同把“教育学体系”翻译为“教育哲学”，即，“教育学体系”就是规模初具的教育哲学。他暗示，罗森克兰兹就是教育哲学的开山祖师。这一暗示，不如范寿康所谓“美国的教育哲学”所指稳健，更与20世纪初年王国维等人的开拓性贡献不合。若以陈科美等标识教育哲学的学院建制派，以王国维等表征教育哲学的职场自治派，则，自治派与建制派的关系，令人纠结。纠结是一种强大的力量。繁荣的潜力，蕴藏其间。 20世纪30年代，汉语“教育哲学”的书写者和讲述人，队伍庞大。除在本文中述及的，还有更多人士，我们或所知有限，或一无所知。广域的论题，纷呈的章法，化时间为空间，拓边界于一时。30年代的教育哲学，博古通今，汇通中外。高标独立一也，泥沙俱下二也，荒弃已久三也。孟宪承、吴俊升刊发的论著表明，他们寂然凝虑，思接千载。前者拓展“黑格尔的教育哲学”，后者断言： 教育哲学这个名词，大概最初发生于美国。……这是“教育哲学”这个名词的起源。就Rosenkranz这部著作的原名和内容而言论，乃是“教育学的体系”。以教育哲学来指称教育学的体系，这是[教育哲学]最初的一种意义。[4] “教育哲学最初的一种意义”，是一个高妙的表述。它或多或少地触动了“教育哲学具有多种涵义”(内涵)、“教育哲学具有多种形态”(外延)两大预设，蕴含“教育哲学历史悠久”的合理假定。但所谓“最初的”，则未必。建制派是多支的、包容的。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林砺儒的著作，在不否认美国人对教育哲学的贡献时，更倾向于德国教育哲学： 1848年德人罗森克兰兹发表Padagogikals System，这个名称也只表明他的教育学理是有系统的，成体系的。而后来美国人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就给它改名为Philosophy of Education(《教育哲学》)，教育哲学的名称就自此始。近五十年来，美国学者如Horne，Macvannel，Shreves诸位，都有Philosophy of Education发表，而其实至杜威的名著《民主主义与教育》出版，这才成就了划时代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