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中国政治学科发展目前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最近几年来关于当前中国政治研究如何发展的学术争论，从一定意义上说，类似于美国20世纪50—6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时期的大论战。如何评估学科发展的现状、问题、挑战、发展方向，是继续科学化还是本土化，坚持普遍性还是特殊性，或是两者的协调统一，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对学科发展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国际一流政治学家、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著作和文章在中国仍然被当作教科书使用和阅读，并深刻影响着我们对中国政治及其外交政策行为的研究。另一方面，有些中国学者开始不断质疑西方的范式、理论、概念和方法在中国研究中的适用性，并试图在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的学科领域内发展出一个“中国学派”。他们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民族特性、知识传统、地方性知识和国情。正是在这种语境下，笔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学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并且是检验和评估中国政治学现状的时候了——该学科领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包括成就、挑战和趋势。① 近40年来，我们见证了中国研究特别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源于中国的各种变化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同时也得益于我们学术研究方法的诸多改进。作为区域研究，中国政治研究已不再“孤立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而是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在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和其他政治科学期刊的简单调查，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治研究学者已将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他们的研究，并且达到了政治学、国际关系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应的学术规范和理论水准。今日的中国政治研究已远不同于昔日的传统汉学研究(Sinologists)。这不仅体现在理论和方法的多样性上，还表现在我们在一个更加宏大的比较视野下关注中国的诸多议题。 争论的主要议题 近几年来，国内外政治学者围绕中国政治科学如何发展及向何处发展这个充满争议性的重要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比较集中的争论是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关系的讨论，西方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的政治科学逻辑和方法论问题，涉及诸如普适性与特殊性、规律性与差异性、科学性与本土性，以及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中国政治研究的主要问题、挑战、机遇、趋势和方向。目前争论仍在继续，必将深刻地影响这个领域的学术发展。 第一个议题涉及对学科现状的认识和评估。对这个议题，争议较小。一般认为，无论在内容、主题、理论、方法，还是在深度和广度上，中国政治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恩·怀特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海内外中国学者多年来的努力和贡献，其次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数据不断公开。同时，他还认为，对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政治研究要求方法和理论上的创新，从而丰富政治学各学科领域的内容和范围。[1]但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中国政治学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并产生出一些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学派和研究路径，但在理论和方法上还有不足，深度和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扩展。[2]限于篇幅，本文主要想更多地介绍另外两个重大议题的争论，进而发表笔者个人的粗浅看法。 第二个议题涉及中国政治研究的认识论。也就是更关注政治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如何获取、能达到什么程度，而不是关心知识的内容、方法和研究设计等具体形式。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如何理解政治知识的本质和政治转化为知识的途径。争论的一方强调科学性、普遍性和实证主义传统，另一方则注重特殊性、历史性和传统内涵。前一类学者质疑中国政治研究的“本土化”，认为中国政治研究应该和比较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具有相同的逻辑，因为政治科学致力于探索和解释存在于政治生活、现象和行为中的一般规律。通过吸收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科学方法和理论，中国政治研究在增进政治知识上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科学本土化”这一命题轻则误导学人，重则严重影响整个政治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作为社会科学家，不应该满足于使用“中国本土性”或者“中国特殊的文化因素”来解释中国的政治行为和现象。相反，应该争取中国政治研究更加科学化，以及去“中国特色化”，认为中国政治科学发展在于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时空变数”来取代“中国”或“中国的”这些名称，进行跨文化对话，从而才能把这些国别或个案的“条件”和“文化因素”概念化，并上升到一般理论高度，对世界政治学发展做出贡献。[3]这一类学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钟杨、杰弗里·C.艾萨克(Jeffrey C.Isaac)、阿尔佩曼(Bj
rn Alpermann)、何包钢、吴国光等。但另一批学者则强调科学方法的局限性，质疑“唯科学主义”或者纯粹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指出很多重要的内容和信息被简化了，中间还丢失了大量的内容和信息，使得政治研究缺乏解释力，并使得政治分析缺乏历史的、社会的和哲学的视角，而政治等社会问题的研究恰恰需要这些视角来观察和分析才有深层次的理解和实践应用意义，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需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他们积极倡导中国政治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自主性、特殊性和多样性，反对把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嫁接到中国的“拿来主义”。他们试图在研究中融入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社会关怀，强调其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发展路径的特殊性，而不是遵循一个统一的发展路径，不能追求纯粹的实证主义方法，造成方法论上的“全能主义”、狭隘或缺乏社会相关性和政策相关性。他们强调，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重构和迅速发展，必将影响海内外的学术发展。[4]这一类学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绍光、乔恩·R.泰勒(Jon R.Taylor)、任雪莉(Shelley Rigger)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