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对沦陷区个人经济生活的影响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英伟,袁为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836 黄英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袁为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原文出处:
贵州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日本入侵对沦陷区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一位基层经理记载的日记账《董士账本(1936-1942)》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日本入侵使账本主人失去了原本有规律的工资性收入,同时导致其家庭食品消费份额上升。为应对变化,账本主人采取开源节流的方法,首先出租自住房而低价租住他房,其次增加文化品收入,与此同时,减少洗澡修发等日常消费次数等。这些在说明日本入侵打乱了沦陷区民众既有生活节奏,使得民众的生活变得日益艰难。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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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8)04-077-085

       一、引言

       战争通常会导致生活用品的供应紧张,进而导致生活用品价格上涨、特别是生活必需品的食品价格上涨;同时战争也会使工作岗位减少,进而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对普通的百姓来说,战争常常会扰乱他们的生活,包括工作秩序的打乱、生活必需品消费支出上升、“高端”消费支出的减少等等。本文将考察抗日战争对沦陷区民众经济生活的影响,以图理解民众生活在抗日战争前后的变化。

       这一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首先,可以弥补微观视角审视抗日战争对民众生活影响的不足。已有抗日战争对民众生活影响的研究多从政治史、革命史或社会史角度出发,侧重宏观事件的描述,而经济史角度,特别是微观民众生活视角的研究较少。

       其次,已有研究的研究对象侧重特定群体,而忽视微观个体。如谯珊分析了抗日战争爆发后,成都市民生活水平的变化,指出战争造成成都人口激增、货物中断、商品短缺、物价上涨,市民生活水平受到极大影响,工人、教师、公务员和社会底层民众生活比以前困难。[1]姜良芹对抗战时期高校教师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讨论,认为抗战时期高校教师的生活基本落入到社会的底层。[2]王加华讨论了抗日战争对华北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指出抗日战争使经济作物种植比率下降,而粮食作物种植比例上升。[3]很明显,这些研究都是针对某些特定群体的,具有总体上的认识,但遗憾的是抗日战争对微观个体影响的详细研究并没有出现。这可能是数据所限,因为跨越抗日战争前后的数据较为少见,也可能是研究视角问题,许多学者尚没有将研究深入到个体层面。

       最后,突破将1937年作为时间分界点的限制。就时间段上看,已有的研究多将1937年作为分界点,此分界点之前的研究较多而跨越分界点的较少。

       本文将利用一份非常难得的跨越抗日战争前后的个人家庭账本——董士账本,来研究抗日战争对个人家庭经济生活的影响。我们将在精读账本并将其做成数据库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我们的分析分为工作变化、住房改变、食物支出、服务消费支出和文化生活支出五个部分,详细分析抗日战争前后的变化,以理解战争的影响。

       同时,本研究也拓展了账簿研究的广度。利用账本对个人生活史研究是近年兴起的一种研究趋势,对账本的研究有三种取向:即账簿本身的研究、经济史角度的研究、日常生活史的研究。[4]而本文的研究将账簿研究的视角拓展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二、账本概况

       本研究所依据的主要基础资料是《董士账本(1936-1942)》(以下简称账本),及基于该账本所构建的数据库(《董士账本数据库(1936-1942)》)(黄英伟、袁为鹏,2015)。①该账本记录的时间跨度长,账目条数多。《董士账本》为作者田野调查时在民间收集所得,共两厚册,线装白纸红格,并附有少量夹页和零星其他文件,共约300多页,质地和品色极好。账本记录的起止时间是1936年1月至1942年2月,除中间有15个月(1939年4月至1940年6月)缺失外,7年的时间里共记录了59个月,合计2497条(不包括少量散页),平均每月42.3条、平均每天有1.4条记录。

       账本记录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整体上看,账本记录的内容分为两大类,即家庭收入和家庭支出,且非常详细,几乎每一笔收支都有记载。从内容上看更为丰富,几乎包括了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记录的品种极为丰富。在家庭收入和家庭支出中细分为各种小类,从家庭用品到个人用品,从生活必需品的柴米油盐到社会交往,以及婚丧嫁娶等等,个人生活中的所有细节均有体现。

       账本的记账方式是传统的日记账。记账方式属于传统的四柱记账法,②每月开始都有上月余额,中间是收入和支出,在每月月底有结余,是完整的四柱记账方式。格式上属于腰格通天条账式。③书写方式上使用苏州码子和防伪书写的特殊字符式。在每年和每月的开头和结尾均有总结,且在每页的末尾也有合计,同时混合使用中国的农历和公历。④

       此外,账本中还记录着社会变动和账本主人心绪的信息。如反映日本入侵的“良民证”“警捐”“宿县县城小隅口至新东门被炸”等。同时,账本中除了账目信息以外,还有很多对账目进行解释的小字,这些小字里暗含着账本主人的心态和社会氛围,是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信息,如其中一处记载账本主人父亲去世的痛苦,“父亲于十月三十日午时仙游,正三朝入殓。沅在符栈,得电回里,星夜驰归,不能一面,泣血痛心,呼天抢地也”。这些线索给我们研究账本主人信息提供了方便。

       在深入分析之前,首先需要确定账本主人的身份、活动范围、社会交往等信息。通过账本中收支信息和小字记录的内容,通过多证据互证,我们大致可以确定账本主人的身世。⑤账本主人的职业应该是一个职业经理,账本主人是总部设在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旗下的一个货栈经理,同时还是一个不在村地主;男性,年龄大概是40岁左右;其工作地点是安徽省宿县(今宿州市)的符离集镇,⑥其家庭住址是江苏省武进区的湟里镇;其活动范围基本围绕着工作地点和家庭地点,即安徽宿县、南京、武进、上海等地。从账本信息可以看出账本主人的生活较为富裕。该账本记录时期的历史背景是解释问题的重要变量。账本主人工作的地点是安徽省北部与江苏省西北部接壤的宿县。宿县距南京360公里,在南京沦陷之后,日军向北进军,1938年5月开始轰炸宿县,同年5月19日侵占宿县县城,12月成立伪宿县县公署,标志着宿县沦陷。《董士账本》记录的时间恰好跨越了宿县沦陷前后时期,这为我们对比研究日本入侵对沦陷区民众生活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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