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8)01-0047-12 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视界融合”问题是一个既关涉到研究理念与价值取向，又关涉到学术方法论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深入讨论。尤其是在当前强调文化自信、文化自为，强调通过创造性阐释与创新性转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文化语境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视界融合”问题，更是直接关系到中华传统文学与文论精神义脉的传承和创造性阐释与创新性转化，因此需要充分关注。笔者曾在10多年前撰写发表过《传统文论诠释中的视界融合问题》一文，①对相关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的讨论，今再申说，所言为芹献，但求方家不弃，多多赐教。 以西方文论为模式样本，“西体中用”“以西解中”，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据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的学术理念与方法，其利弊得失均在于此。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检视之：(1)从中华学术现代转型和体制建构，以及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生成而言，“援西入中”“以西解中”体现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中国古代文论只有参照并纳入西方文论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中进行阐释，运用“他者”的目光来审视之，以“他者”的尺度来裁取之，方才可以取得阐释的“合法性”，在中国现代学术版图中获得立足之地。(2)从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阐释史来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划分为“文学理论”“文艺学”学科，而要在作为现代学术的“文学理论”体系中获得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最为可行的就是必须将不以体系(相对于西方文论的“体系”而言)取胜的传统诗文评纳入以西方文学理论的观念、知识、话语体系为“铸范”的模式中来冲压、形塑、再造之，使其在注入“现代性”的必要前提条件下再生为“文学理论”“文艺学”。因此，传统诗文评的现代学术整合重构、现代阐释、现代书写过程，即是其与西方文学理论“相向而行”的体系化过程，而在此过程中相当程度上放弃自身的文化自性，“援西入中”“以西解中”便也成为一种必然。(3)在此过程中，以西方文论、哲学的理论框架、言说方式为模式来裁剪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成为必不可少的知识论、方法论工具，也是无法避免的选择。(4)为了易于使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纳入西方文论的阐释体系之中，便将传统文论中的那些具体的范畴、概念、命题，从其思想文化史、文学史语境、批评史语境中剥离出来，使其就范于西方文学理论，而实质上成为西方文学理论之附庸或“页下注”。(5)由此而来，便产生一个预设性的理论前提，即西方文学理论具有普适性，而中国古代文论普适性较弱，或者说仅仅具有地方性，因此必须使用西方文学理论工具对其进行再加工。 对于以上所讲的传统文论研究中的“西体中用”“以西解中”，及其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功效，需要一分为二来看待，不可断然决绝地判定对与错，而且对这一现象进行评价的眼光也不能固定在某个点上而不与时俱进。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国古代文论现代研究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建立在“西体中用”“以西解中”基础上的中西文论视界融合史，在此过程中，势必会产生种种表现形态不一的对传统文论失去文化自信，轻谩、否弃传统文论中的一些真正能体现本民族文化根脉、思想自性、美学精神的成分，则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今天反思这样的研究范式，并非是反对当代中国文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中的中西文论视界交融，而恰恰是为了将中西文论互看的视界打得更开，从而更加充分地展示传统文论思想、知识之丰富性。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之于我们现在的文学活动之价值，不在于直接指导当下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以及完全套用传统文论来对当下具体的某一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进行诠释。因此，试图从传统文论中原封不动地搬来一套话语直接用于我们现在的文学活动乃至西方的文学活动进行分析阐释，这样的想法功利主义色彩太过于浓重，并且事实上也很难奏效。传统文论对于当代中国文论的意义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具有的文化根脉、人文情怀、理论话语资源及其传承方面，其既可以开阔当代中国文论研究者的人文思想情怀和理论视野、历史意识，又可以彰显人类文学思想之丰富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时这样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根本、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②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文论理论话语体系应该具有自己“固有的根本”，应该扎根在中华民族自己的思想文化沃土之上，应该在创新性转化中传承中华文脉，而如果继续像以往那样以单一的西方文论为视界，则势必使当代中国文论的视界越来越狭窄，以致总是死死地盯着西方文论，并且亦步亦趋地仿效，漠视与传统文论的融会贯通和文化统序方面的整合、建构、新创，缺乏对于传统文论诗性智慧的汲取，脱离自身“固有的根本”专意作横向移植并以此来置换“根本”，显然与当下通过创新性转化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文化建设主题不相称符。 其实，“以西解中”之中的“西”与“中”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的内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着的。在以往研究中所谓“西”主要是指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思想，这种启蒙现代性所倡导的“理性”被认为既是超文化的也是超历史的，万古如斯而放之四海皆准，这种超越文化时空的超级形而上学，在西方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中在其内部就开始受到质疑了，而质疑也是从文化时间和文化空间两方面展开的：从文化时间上来说，西人揭示“现代性”本身也具有“历史性”，由此产生所谓现代性危机等；从文化空间上来说，西人自己也揭示，所谓超越文化地域的“理性”，很大程度上，其文化内核恰恰主要是“西方的”，他们自己已经对西方中心论有所质疑，在考量自身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中，他们也开始反思西方以外的异质文化会发挥什么作用(反思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对西方中心论能超越到什么程度且当别论)。如此，于我们而言，就形成这样一种悖论：即使要赶上西学也要对西学本身加以批判性反思了。“西”既然已有所变，“中”与“西”之间的关系必然也要有所变，新世纪中西文化关系显然已不同于上世纪初的中西文化关系了。然而，当西人自己开始质疑西方中心论时，我们则似乎还在自觉不自觉地落入西方中心论的陷阱，百年来我们总在跟西风而总跟不上趟的这一文化尴尬状况，致使中国现当代文论在发展过程中显现出了种种尴尬的“表情包”，这些“表情包”映照出了我们自己的文化面孔、文化心态，回看时但愿不要捧腹大笑。文化上中西关系的变化，根本上说是由新的世界整体性的社会历史状况造成的。比如，所谓“全球化”“跨文化”等问题，当然不是今天才产生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当下却也依然突出，以至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新问题。比如在旧殖民主义体系中，西方对非西方的控制主要是以暴力方式进行的，而那当然也是一种全球化。随着旧殖民主义体系的解体，暴力方式即使依然存在但也不是主导方式了，然而西方推动的全球化不是减速，而恰恰是加速了，但方式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变为主要以经济上、文化上或者两者“合二而一”的资本扩张以及与之相伴的文化、政治、价值观扩张等为主了。所以，亨廷顿才说21世纪是“文化(文明)冲突”的世纪。从文化关系上来说，一方面，在文化资本权力的控制下，非西方文化、价值观处境照样艰难，仍旧时时面临着受打压、被孤立和被染色的局面，因此很难谈得上与西方文化展开真正平等的“互动”“对话”；另一方面，挟持资本扩张、渗透威力的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依然具有极大的威胁，但毕竟为所谓互动、对话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更由于西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而导致的地域限制力量之趋于减弱，强势的西方文化在自身的扩张中也多少会融入非西方的文化因素，再加上全球治理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为标识的“中国力量”的出现，则文化多样性、文化多元主义的发展趋势已经成为一种事实存在。因此，即便从西方自身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来说，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也是非常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