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8)01-0092-12 波斯战争，希腊人奇迹般地战胜波斯。那场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为希腊人带来了空前的自信和荣耀，却也是之后希腊世界一系列危机的开端。作为希腊人“团结御侮”的核心力量，雅典在战后强势崛起，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雅典从先前希腊世界的普通城邦迅速成长为东地中海的主导力量。从米泰雅德(Miltiades)、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阿里斯泰德(Aristides)，再到伯里克利(Pericles)，几代政治家苦心经营，励精图治。如何乘崛起之大势，最终使雅典成为“全希腊的主人翁”?在确立雅典帝国霸权的同时，结束希腊世界长期纷争、分崩离析、人人自危的乱局，树立“雅典治下的和平”?这成为几代雅典人的雄心壮志和强国梦想，也是修昔底德著述背后的“潜台词”和现实关切。然而，摆在以伯里克利为代表的新一代雅典政治家面前的巨大考验在于：斯巴达正是雅典人最终实现其帝国雄心所必须克服的最大的政治和军事障碍。而在那场与劲敌斯巴达及其同盟的生死较量当中，雅典遭遇惨败，这场失败不仅是雅典人的灾难，更是希腊人寻求内部秩序的艰苦尝试所遭遇的一次重挫。战争本身给希腊世界带来空前的苦难，更预示着希腊世界陷入更大规模内讧纷争的开端。 与对外实现帝国雄心的同时，雅典城邦内部推行“民主”式的治理方式。从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新政开始，在之后的五十年时间里，民主政治至“伯里克利时代”达到最为激进的阶段，具体表现为：国家内政、外交方面的重大事务均由公民大会议决，主要官职由抽签产生，十将军采取选举制、陪审津贴、观剧津贴等。而对雅典人来说，民主化更多的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增强国力夯实社会基础的同时，却以在政治上挤压传统世家贵族为代价。面对民主政治释放出的汹汹民意，要防止其破坏力，更多地依托于伯里克利的政治奇才。而对雅典传统世家大族来说，他们当然不会作壁上观，认命服输，进而在政治上束手就擒。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政坛暗流涌动，新兴民主势力与传统贵族势力彼此虎视眈眈，政治角力蓄势待发。如果说伯里克利在世时尚能够通过其清明的判断力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巧于弥缝，暂时消弭这一对抗的破坏作用，而随着伯里克利的突然离世，这一斗争便正式浮出水面，且迅速升级并趋向白热化，最终走向失控，成为帝国事业的颠覆性力量。在帝国事业面临生死考验的当口，雅典民主政坛却陷入了空前紊乱，外患与内忧彼此叠加，致使雅典陷入一系列重大挫折的怪圈，帝国事业最终“胎死腹中”，这不能不令人唏嘘扼腕。 在“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与政坛的畸变互为表里，雅典社会民情风俗也发生蜕变朽坏，误入歧途。人心畸变带来政治的扭曲：本来作为动员自由公民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公民大会，在实践中却沦为少数政客摇唇鼓舌、混淆视听、争权夺利的场所，人们参加公民大会的首要动机不再如以往那样旨在协议国事并从中习得政治经验，从而接受政治教育，如今他们的主要动机仅仅在于能及时领到参会补贴，后者往往对下层民众更具诱惑力，这就使公民大会难以发挥预期的清晰判断、群策群力的政治效能；本来旨在预防僭政的陶片放逐律，却日趋沦为党派彼此造谣倾轧、政客相互算计、彼此拆台的利器；本来意在培育公民公正感和道德良知的陪审法庭，却日趋堕落为人们逞私欲、闹派性、勾肩搭背、私相授受的舞台，雅典传统贵族的教养、德行、自律以及由之衍生的一整套礼法，在民主的大潮中不断趋于崩解；与强调世袭身份的“旧雅典”不同，“新雅典”人们更加看重的是金钱财富，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最初为社会舆论悄然接受，最终却得到舆论的公然推崇甚至吹捧；以智术师为代表的“新启蒙运动”，不断侵蚀雅典社会的伦理根基。理智主义与宗教信仰、平民主义与贵族德行，日益上升为民主雅典政治社会最为突出的意识形态。而在实践中，这种意识形态往往与更为现实的权力斗争彼此交叠，使得雅典帝国内政、外交格局矛盾交织、错综复杂。贵族派与民主派、贵族共和国与民主共和国、旧雅典与新雅典、传统与现代，在雅典社会，两种力量往往相互撕扯、彼此消解，而在雅典人的精神世界，两种价值观念彼此掣肘，“新社会”以欲望为核心的功利主义、个人至上、金钱至上等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不断消解雅典社会的伦理根基和道德底线。 从城邦到帝国的转型过程中，雅典中途折戟，帝国事业盛极而衰，最终“胎死腹中”。作为读者，应当避免陷入所谓“后见之明”式的简单化处理，切忌将其归咎于某种单一的所谓“根本原因”，将本来丰富且立体的历史面相平面化、肤浅化，那样，我们便难以从前尘往事中获得长进。本文以修昔底德著述为基础，结合阿里斯托芬、色诺芬、柏拉图等相关文本，力图从雅典政治社会的内部视角，揭示雅典帝国在关键时刻所面临的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导致的现实后果。 一、雅典：“黄金时代”抑或“镀金时代”? 深入理解古典时代的雅典帝国，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的相关文本，无疑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希罗多德在雅典极盛期讲述波斯战争传奇，其现实关切深沉且委婉。波斯从当初米底帝国治下的一个偏僻小部落成长为世界帝国，最终却在其远征希腊时意外失手，从此一蹶不振，国势日颓。如果说希罗多德以波斯帝国兴衰为“借镜”，通过外部视角，反观当时如日中天的雅典帝国，借以探问邦国兴替之机理，思索命运之沉浮，那么，后学柏拉图则通过内部视角，诊断雅典政制及其国家精神的病理，进而寻求可能的解救之道。如果说柏拉图《法律篇》可以被视为希罗多德《历史》的理论总结，那么《理想国》则无疑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理论升华，从叙事结构和思想主旨来看，它们在时序上彼此呼应，论题上相得益彰：修昔底德将现实版的雅典与斯巴达对观，双方在政制形态、言谈举止、民情风俗等方面形成鲜明反衬，而雅典自身的弊病则在这一对比中昭然若揭；《理想国》将理论版的斯巴达与雅典对照，斯巴达无疑是柏拉图理想国家的理论原型，从苏格拉底与雅典青年的谈话中，我们不难觉察到柏拉图对雅典政治社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救世之心。而且，值得玩味的是，《理想国》起笔处似乎就是修昔底德搁笔处，即公元前411年左右，发生在雅典的寡头政变以及继之而起的围绕究竟是寡头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更适合雅典国情的激烈争论，在这一方面，柏拉图似乎意在赓续修昔底德的精神志业，探问雅典国家的解救之道，而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修昔底德关注更多的是政治，而柏拉图则更侧重法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