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质上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最突出的特征是产业结构失衡与经济增长共存。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改革滞后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这种结构性失衡制约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经济新常态下，积极汲取“两大市场”中的高级资源和要素，实现结构高度化和产业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促进消费转型、投资增效，实现经济“稳增长”和结构优化同步发展。 一、1949-1978年：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下的产业结构 这一阶段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分别是1949年10月-1957年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产业结构基本协调；1958-1978年，产业结构趋向严重不协调。 (一)1949年10月-1957年：产业结构趋向协调 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新中国接收的是一个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通货膨胀严重、城乡交流瘫痪的烂摊子，国内战争刚刚结束，朝鲜战争又接踵而来，但是新中国仅用3年时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①1949-1952年，第一、二、三产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68∶13∶19变为58∶23∶19，农业占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相应地，工业提升了10个百分点；②1952年，在工业内部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值关系为27∶15，重工业与轻工业相比，过于薄弱。③在“一五”计划时期，1953年，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3%，1957年为43%；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1953年轻工业占比为63%，1957年为55%，轻工业占比偏高，重工业占比偏低，成为工业发展的“瓶颈”。 从整体上看，1949-1957年，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都实现了优化升级，体现了世界工业化中产业演变的一般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不仅工业化水平低，产业结构还严重失衡的状态。1950-1957年，国民收入实现了年均11.5%的增长率，具体包括农业6.8%、工业22.9%、建筑业68.5%、运输业16.2%和商业14.0%的增长率。④这些数据表明：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农业恢复和发展非常快，但是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更快，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这又带动了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这就是1949-1957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运行轨迹，说明国民经济基本处于良性循环的轨道。⑤在这个阶段，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基本形成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下对农轻重关系的正确认识，这集中体现在1956年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会议的政治报告、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以及会议代表的发言中。 (二)1958-1978年：产业结构严重不协调 由于1956年的反“冒进”和1957年的经济调整，使得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出现了“马鞍形”，加上“一五”计划提前完成的鼓舞、“反右”运动的刺激以及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地位的提高，使得“大跃进”发动，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偏离了协调发展的轨道。此后随着单一公有制下的经济管制愈演愈烈和“备战”氛围日益浓厚，虽然中共中央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但是实际上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关系的失衡在“文革”时期更加严重了。1958-1978年，三次产业比重关系由34∶37∶29变为28∶48∶24；1978年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占比为57%，轻工业为43%；⑥这段时期，三次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偏高，工业内部结构中重工业比重偏高。1958-1978年，从整体上看，产业结构表现为农业和商业发展严重滞后，工业发展则“重重轻轻”，即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⑦ 1958-1978年“畸重畸轻”的产业结构是由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一是当时的国情和工业经济结构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积贫积弱的国民经济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但是人均国民收入则较落后。1952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为：钢82公斤，煤724公斤，原油242公斤，电448度；而同期我国的人均产量为：钢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电13度。⑧我国不仅仅落后，而且现代工业所占比重很低，重工业尤其落后。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⑨这种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经济落后状况，是导致新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赶超战略的根本原因。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现代工业不仅缺乏独立性和完整性，而且重工业与轻工业相比，过于薄弱，成为工业发展的“瓶颈”。二是严峻的国际环境所致。1951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客观上增加了国防危机感，此后又面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使得加强国防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的要求更为迫切。上述的国际环境导致中国进行工业化建设所需的资金不能依靠对外侵略和掠夺，而苏联重工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就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楷模。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就成为党和政府的最优选择。三是“大跃进”和“文革”导致产业结构严重失衡。首先是1957年底开始的“反冒进”和“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结构比例的严重失调，国民经济严重倒退。1957-1960年，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比由55%降低到33，4%，重工业占比由45%骤升至66.6%，重工业比例差不多是轻工业的2倍，工业内部结构严重不均衡。面临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1961-1965年，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此时的调整既有对总供给与总需求的调整，也有对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调整，还有对“大跃进”时期形成的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调整。但是，这次调整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也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投资“饥渴症”和经济波动的现象，但是基本扭转了“大跃进”时期产业结构严重失调状态。到1965年，第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8∶35∶27，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比为51.6%，重工业为48.4%，无论是三次产业比例关系还是工业内部结构都相对均衡。可以看出，经过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调整，产业结构基本趋于协调。其次是1966-1978年，十年“文化大革命”、1970年和1978年的经济过热，导致产业结构严重失调。三次产业产值比重1965年为38∶35∶27，1978年为28∶48∶24，⑩农轻重比例严重不合理；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能源动力紧张使大批企业经常停工半停工，铁路运输和港口装卸能力严重不足，机械加工能力却超过了钢材数量的三四倍。“文革”时期产业结构达到全面极端严重失衡状态。第一、三产业和建筑业不仅均滞后于工业发展，而且第一产业滞后于工业发展的程度已达极致，第三产业也发生了极不正常的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