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钱币博物馆新收藏一件钞版，此前从未见过这种钞版的报道，在史料中也没有关于这种钞版的明确记载。由于属流散文物，出土地点、出土情况等资料完全阙如，只能就钞版本身情况进行考察。 钞版为青铜质，为一个整块钞版的上半部。从这残存的半块版来看，该版整体呈矩形。残钞版约通宽16.1、残高14厘米。版正面由外粗内细的双栏界线围成，版面宽约15厘米，正中上方有一个宽10.5、高2.2厘米由单线围成的横额。版面左侧（印成后的成品在版面右侧）边栏外有一行字，已锈蚀不清。版背面光素，左上角留有一腿，右上角留有腿断后的残痕，可知原版背面至少应有四条支腿。版顶横额中有一行行书：“圣旨回易交钞。” 钞版版面界线内为牡丹和花叶纹阑，阑上部正中饰一横置的束腰形铤状物，两端空白处有两个大圆点。阑内竖分为3个区域。正中区域上方有双线云纹，云纹下有楷书文字，中间3个字略大，为“银壹两”；两侧下部略小，分别为“字料”、“字号”。在“字料”上方、“壹”字的左侧有一个正方形浅槽。左右区域内各有4字，为九叠篆字，部分锈蚀漫漶，经仔细比对辨识，似为左“伪造者斩”，右“赏银伍（？）铤”。 在钞版版面左边界线外侧还有一行文字，锈蚀非常严重，似为“纳银换□每两例（？）□墨（？）半钱……”。残版面下部右上角有一楷书“宣”字（图一）。 一 钞版版额自铭“圣旨回易交钞”，则版为印刷交钞的钞版应无疑义。但宋、金、元各代均有交钞发行，这件钞版上没有明确的纪年文字，因此就要从形制来辨识。 宋代的钞、引，至今未见有实物面世，仅有三种纸币版可供参考。第一种发现于上世纪30年代，流失海外，拓本至今聚讼纷纷。笔者曾考定为“崇宁钱引”[1]。该版与本版全然不类；第二种藏国家博物馆，有明确钞名“行在会子”，也与此版不像；第三种实际是八块，属南宋金银见钱关子，其主版与本版的设计风格也相差很大，不能类比。 元代的纸币，忽必烈中统以后，大致只有中统元宝交钞和至元通行宝钞两种（另有所谓“至正交钞”。现在已经清楚，仅仅是在中统年间的中统钞背后加盖一方有“至正印造元宝交钞”八字的印记），无论是纸币实物还是印刷钞版都有发现，已为世所熟知。况且元代不允许白银流通，而本版面值是“银壹两”，应不属元代之物。当然，早在大蒙古国时期，蒙古诸王，包括忽必烈在内各自分地上也有纸币发行，其发行准备各出其招，有钱，有银，甚至有蚕丝之类的实物，但没有一件实物流传，已无从比较。 最与本版相似的，是金代的交钞。金代交钞还没有纸质实物发现，但印版却早已发现多件。其形制大同小异，《金史》也有描述：“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衡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料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已经发现的金代交钞印版，与这种描述大致相合。所不同的，是有的版上有横书的面值，如“伍贯”之类，有的没有。但版面四周大多都是宽宽的边阑。边阑中有的饰以花草，有的饰以动物。阑内上半部分为三竖栏，中间一栏为面值，面值两侧分写字料、字号。左右两栏分别用篆书写出禁例。与《金史》记载稍有不同的是，禁例文字十分简约，一般是“伪造者斩，赏钱××贯”，被赏主体省略不提。这种纸币的设计风格，为元朝和后来的明朝完全继承了。 用《金史》记载和已发现的金代钞版实物与本版相比较，本版明显表现出金代纸币的特点。首先，它有一个宽阔的花阑；其次，金代纸币常有在阑顶部横写文字的“贯例”，也就是面值的样式，这种样式在已知的宋代、元代乃至明代纸币中是从未有过的。本版虽然并没有在顶部横写面值，但在原写面值的位置设计了一个横阑，内有“圣旨回易交钞”；第三，在版面正中面值文字的两侧，有很大的字料、字号字样。字料、字号是古代纸币为防伪而采用的编号方式。常用“千字文”为号，每一千字号编为一料。理论上用此千字文可以编出一百万张纸币而不重号。在金代的钞版上，有时会在字料或字号上方留有一个四方浅槽，应是在印刷中放置活字的地方。有一个浅槽的一般是在字料上方，放置一个活字后可以印刷1000张而不用处理印版。也有字料、字号上方各有一个方槽的。罗振玉《四朝钞币图录》收录了一件金代两合同贞祐宝券版，字料上方甚至还保留了活字“輶”。輶字在“千文字”中是第794字，如果这种纸币的编号是按理想方式进行的话，这种贞祐宝券就至少发行了近80万张了。本版在字料上方也留有一个浅槽；第四，在钞版外侧有一列竖行小字，这是某些金代钞版的特点。如《四朝钞币图录》所收山东东路壹拾贯交钞版版侧有竖文“每纸工墨钱捌文足”，是标明用钱兑换交钞要缴成本费，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所藏金代壹拾贯交钞版外侧竖文是“每纸工墨钱捌文足，纳旧换新减半”，则说明如旧纸币在流通中破损，町以以旧换新，工本费优惠一半。这种竖文是宋纸币、元钞、明钞上都没有的。本钞版外侧竖文的文义与已知金钞类似是可以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