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种纸币——交子，诞生于北宋时期的成都，已得到古今中外学者和专家认可，成为不争的事实。但交子出自成都何处，人们却不甚了了。 初期的私交子系由富民各自印制，临时“书填贯文，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因无发行的准备金和一定的限额，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只能算是代表一定金属货币的代用券。这时的交子是如何制造的，制造地点在何处——均无文献记载和实物可考。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北宋政府将交子收归政府官办，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界以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为额，并拨付发行准备金。应该说，从这时候发行的官交子，才具有完全的货币职能，才是完整意义上的货币。 一、历史文献中隐藏着交子制造地点 关于交子的发行、管理及制造，旧题为元朝费著的《楮币谱》（载《全蜀艺文志》卷五十七）是我们今天研究世界第一种纸币——官交子的重要文献依据。《楮币谱》中有这样的记载： 于是（戴）蒙又请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引有两界，与官自抄纸，皆自蒙始。大观元年五月，改交子务为钱引务。所铸印凡六：曰敕字，曰大料例，曰年限，曰背印，皆以墨；曰青面，以蓝；曰红团，以朱。六印皆饰以花纹，红团、背印则以故事。监官一员，元丰元年增一员；掌典十人，贴书六十九人，印匠八十一人，雕匠六人，铸匠二人，杂役一十二人，廪给各有差。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兴元年（1163年），始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城西净众寺。绍熙五年（1194年），始创抄纸场于寺之旁，遣官治其中。抄匠六十一人，杂役三十人。 从这段文字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楮币谱》（谢元鲁先生考为南宋人作品）是宋人围绕交子的发行、制造和管理而著述的。 2、移寓城西净众寺的官员，不是管理抄纸场。“始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城西净众寺”，是隆兴元年（1163年）的事情。绍熙五年（1194年），“始创抄纸场于寺之旁”。“始特置官一员莅之”这件事，早于“始创抄纸场于寺之旁”31年，可见“特置官一员莅之”的目的不是管理抄纸场。 3、特置官员的基本职责是防止弊端出现。因为最初“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这才有了“特置官一员莅之”，并“移寓城西净众寺”的事情出现。 4、防止弊端出现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印制过程。在纸的管理上，由于“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于是（戴）蒙又请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这说明过去用的纸不是官方制造的，而是来自于民间；而“始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城西净众寺”，则是注重对印制过程的管理，以杜绝私自多印的弊端。 5、对于印制过程，只有全方位的管理才不会出现弊端。全方位的管理须得吃、住都在印制的现场才有可能。“寓”为高级官员的住所。特置官员“移寓城西净众寺”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对印制过程的全方位管理。 6、净众寺应当是北宋官交子的印制现场。净众寺印制交子最迟起于隆兴元年。这以前在什么地方印，从《楮币谱》等文献资料中查不到相关的记载。因此，目前暂时只能将净众寺作为官交子的诞生地。另据詹星先生等考，宋代净众寺（即清代万佛寺）在今成都通锦桥附近铁道部第二勘察设计院所在地。 二、交子制造之所以选择在“城西净众寺”的理由 1、从五代到清代，成都西北面均是政府的政治管理中心 从五代到宋代的地方官署均设在成都城内西北隅。据文献记载，至隋代筑广子城南西二隅之后，县治又移在隋城西北隅，故《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一曰：“成都县（署）……自秦汉至国初以来，前后移徙十余度，所理不离郡郭。”足见仅在城中屡迁，未尝移至城外。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对宋代官署住寓的变迁是这样记载的：宋初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吕余庆知军府（成都府），以孟蜀策勋府为治所，地址在宫城近侧。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李顺据有州城，在战争中，后蜀宫殿化为灰烬，所谓策勋府当在其中。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张詠知益州（成都府已降为益州），始就孟氏文明厅为设厅，王氏西楼为后楼，重修公宇，作为成都府治。成都县署宋代仍在武担山南方之扬雄宅（今青龙街）附近，……即今青龙街后之署前街。 2、净众寺造交子与该地严密的军事防御分不开 成都地形西北高，东南低，河水由西北流向东南，四周众多溪流汇入了府河和南河。除西北面外，宽大的府、南河给成都的防御增添了一道天然屏障，军事上易守难攻。西北面虽然有溪流纵横，但都是小溪流，必须靠加强军事力量来防守。从宋以前的几次因政权嬗替而攻取成都来看，均是从西北面打进的。《宋史·雷有终传》就记载了真宗咸平三年成都被宋军占领的经过。因此，成都西北面的军事防守历来被官方重视。 从《宋史》等典籍的相关记载可以看出，成都西北面作为重要的军事防御区，必须驻有大量军队；而将国家最重要的交子制造机构亦设在这里，则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借助军事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