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1(2017)05-0114-06 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性何在？它“是什么”“凭什么”乃至“怎么样”参与、影响世界文论大格局？这不仅是困扰21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文论界直接面对、广泛研究、深入探讨、成果迭出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古代文论独特的文化根基、文化本质和文化理想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性。当下，中国古代文论民族性丰富内涵的深入挖掘与深化研究，在传统与当代的交响、中国与西方的交汇的激荡与碰撞中日益凸显我们在中国文论方面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1]。这一纲领性文件值得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认真思考与大力实践。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具民族特性。 中国古代文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经济发展、社会风尚、民族精神、思维禀赋、审美旨归、言说方式等紧密相连。它是体现民族意识形态的重要媒介，是引导社会思潮的重要窗口，是表达中国话语的重要手段，是走向世界的重要内容。当前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数量庞大，从行政隶属关系看有五路大军，即包括人文综合类高等院校、党校和行政学院、部队院校、社科院系统的科研机构、党政部门等研究机构在内的科研工作者。从学科关系看有四个方面军，即包括中国文论的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西文论比较及现当代文学研究。尽管研究者数量不少，研究成果较多，但是中国文论特别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与发展状况不容乐观。 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零散，牵涉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四个方面军基本上在固守各自的学科方向，交叉与综合研究较为欠缺，这种局面严重制约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融合与发展；二是焦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导致研究的务实化倾向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导致理论研究者的焦虑；三是失语，相对于西方文论的丰富理论资源、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中国古代文论在学术开放与学术创新上还有一定的不足。中国文论分为古代文论和近现代文论，其历史分野主要体现在对“什么是文学”的认识问题。鉴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有着自己的学术品格、历史眼光和民族性格，能够更加清晰地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学术传统与现代转型，因此，笔者试图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性”问题。 文学既有审美性，更有民族性。越是民族性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性；越具有民族性，也就越容易走向独具特色的现代性。近代民族危机和民族解放境遇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性问题，一直是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21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建设的重要范畴。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既是民族意识的反应，又是民族精神的彰显；既是风土人情的共同审美表达，又是文学个性的民族共性。尽管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化过程中烙上了鲜明的西方文论背景，但是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是具有中国个性的、有独特概念范畴、研究视角、话语体系、言说方式的，并具有与他者研究迥异的民族特性的一种研究范式，是全球化对话体系之一极，其“民族性”是当下中国古代文论建设不得不体现，不得不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时空坐标原点，是中国古代文论与他者对话的文化语境之一。其现代性中的民族性，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特性，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一、中国话语的物质形态 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的务实取向，伴随着层出不穷的西方思潮冲击，伴随着花样翻新的西方文论刺激，中国古代文论经过20世纪末的西化、反思与现代化探索之后，迎来了21世纪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这一发展过程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困惑与焦虑同在的过程，也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西方与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论资源。这些思想的冲击，导致我们不得不思考传统，反思传统；不得不思考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性问题，出路问题。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性问题的思考，也就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历时性和在场性问题的思考，也就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与现代、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关系问题的思考，也就是在这些思考之中强化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身份认同、价值取向皈依、学术表达固化的问题。尽管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性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仅其内涵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且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遵守的民族性问题的学术规范和行为守则也一直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性的首要特性就是中国古代文论具有中国话语的物质形态。因为没有中国话语，谈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性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何为“中国话语”？“中国话语”这一术语早在20世纪下半叶就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出现。学术界也基本上同时出现了关于中国话语的论争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在2001年还专门出版过题为《中国话语》的图书(作者黄力之)。“中国话语”并非某一学科单一的学术术语，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方面广泛出现的一个词语。同样，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存在中国话语问题，学界对中国话语的概念问题、话语体系建设问题等也多有探讨。如陶东风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的阐述、张国祚对如何打造中国话语问题的论断等。张国祚对如何打造中国话语问题的论断较为全面，他从话语体系、目的、方法做了一系列阐释。他表示，“打造话语体系，首先应当了解话语体系的内涵、定位和功能。”“打造话语体系，应当明确其目的是增强话语权。”“打造中国话语体系，应当坚持继承与创新、以我为主与开放包容相结合。”[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