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学校教育在夏代就已经出现了。在此后三千多年的文明演进过程中，中国教育发展出了一套独立于世界的独特体系：独特的学校体制、独特的教育行政机构、独特的考选制度，甚至独特的儒学化的教育内容……为便于论述，我们称之为“传统教育”。传统教育是选拔精英的教育，不是“一种适应普通人民实际需要的正式教育。”[①]这种传统教育发展到19世纪时，差不多已走到尽头了。僵化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和日益空疏的不切实际的儒学化教育内容，使得中国社会到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②]的地步。传统教育的变革已是势在必行了。 传统教育是在中外两种力量的冲击下打破的。其一是来自中国内部的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其二是洋人和“洋学”的侵入。但真正刺激中国教育改革或者说对中国教育现代化起推动作用的是持续不断的洋人和洋学入侵所产生的冲击。腐败的清政府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就是在西方势力一次又一次的侵略之后，才不得不一步一步地推进着中国教育向现代化迈进。 一、对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回顾 19世纪的中国教育改革严格说来都只能算是改良——一种渐进的点滴式的“变革不变道”的改革。而20世纪的教育改革却是改良和革命（根本改革）交替进行的，且革命的声音和革命的浪潮常常远超过改良，甚至压倒改良。 1.世纪初的清末教育改革（1900—1911） 由于广泛的维新思想运动在社会各界已种下了改革的因子，社会上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面临“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清政府被迫开始从自身内部进行改革。教育改革是从改革科举、创办新学堂和鼓励出国留学开始的。科举改革是一步一步推进的，到1905年，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宣、端方等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到这个时候废止科举制已是水到渠成了。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终于废止。科举制度由于它实行的时间过于漫长，从而培养了中国人一种顽固的通过教育阶梯挤入上层社会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影响至今犹在。因此，对于它的废除，其意义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任何其他改革，甚至可以说不亚于在它之后发生的历次教育革命。它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③]从此以后，现代教育制度才得以逐步地确立起来，尽管步子很慢。 这段时期的另一项有意义的教育改革是“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确立。“癸卯学制”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并经由法令正式公布在全国实行的学校体系，是中国确立的第一套具有现代意义的学制。它自1903年公布起，一直延用到1911年清朝覆灭为止，对旧中国的学校制度影响很大。以后学校制度的建立，实际上都是在它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在这个学制中，规定了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当时叫实业教育）制度，规定了初等小学堂可以男女合校，女子教育开始取得合法地位，还规定了四年制的义务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这些都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次。 总之，世纪之初的清末改革在突破了科举制这道牢固的传统教育的防线之后，犹如决堤之水，变革既快且猛。就以对留学生的派遣和放松控制来看，单留日学生，1901年只有280人，到1905年和1906年，留日学生便猛增到每年8000人，此后几乎每年都有数千人。 当然，清末的教育改革由于受“中体西用”指导思想的局限，同时也由于它根本不打算彻底割断和传统的联系，所以晚清的这种改革依旧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就以1906年清政府公布的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来说，“忠君”排第一，“尊孔”第二，就是封建性的鲜明表现。 由此看出，清末教育改革的目的“并非培养宪政时代的一代新人或者能使国家臻于富强的人民，而是培养一种热爱王朝和始终忠于清帝的人。”[④]但是事物的发展并不以清政府的意志而转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廷教育改革的成果为自己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掘墓者。一大批革命者在这些新式学堂里成长起来，他们是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的产儿。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浪潮中，清政府垮台了。清末的教育改革（改良）被更彻底的民国元年的教育改革（革命）所替代。 2.民国元年的教育改革（1912） 民国元年的教育改革是在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的主持下展开的。教育部于1912年1月19日颁布了第一个改造封建教育的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将学堂改学校，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同时废止旧时奖励出身的制度。还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开始了课程改革。根据蔡元培的教育观点，教育部于同年9月颁行新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个教育宗旨的主要特点一是取消了“忠君”、“尊孔”这样的封建性内容，二是它特别强调了美育，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大概是唯一的一次。在颁布新教育宗旨的同时，教育部颁布了《壬子学制》。新学制颁布后，又陆续颁布了各种学校规程，对新学制加以补充和修改，这样便总合成一个更加完整的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这个学制和清末的《癸卯学制》都是从日本抄袭来的，所以在形式上没有重大差别，所不同的本质区别就是新学制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比如取消专为贵族设立的贵胃学堂，废除封建特权和等级限制，废止读经等等。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民初教育改革的革命性。 在民初教育改革的基础上，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1912年，学校数和学生数分别达到87272所和2，933，887人，1913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增加到108388所和3643296人。这些数字都比清末学部统计的1909年的数字多得多。但是不管是那一年的统计值，和当时人口数（四亿多）相比，学生所占的比例都是微乎其微的，教育远没有达到大众化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