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问题——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

      中国在人力资本方面虽然取得长足的进展，但仍落后于经济发展。这促使人们不仅致力于克服短期制约等阻碍经济发展的“结构瓶颈”，而且越来越多地关注“人力瓶颈”。“人力瓶颈”实则为“教育瓶颈”。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而教育恰恰是我国人力资本形成中最薄弱的环节。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发展游离于经济发展过程之外，严重降低了教育投资的效率，以致“教育过度”和“知识失业”，削弱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功效。

      1.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状况相似，中国也存在着入学率和升学率低、辍学率高的问题，这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尤为突出。如表所示。在这些地区，非农业性的就业机会甚少，农业的技术进步又很缓慢，因此投资于教育的经济效益看起来很低，把孩子留在家中做些家务或农活，似乎与他前程无妨。但二三十年以后，这样的孩子很可能是劳动大军中的一员，因为那时候的经济结构会大不相同的。而且从长远的非农化趋势来看，如果今后有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中游离出来，这些人如果没能经过扎实的基础教育，就很难适应新的经济社会环境。这在当前大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已有反映。如外来的农民工，由于自身的素质因素无法适应当前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中对在职人员高素质的要求，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被迫返乡务农。

      2.教育发展中更为紧迫和突出的问题根源于不合理的教育体制。从教育资源的配置及其对个人发展机会的影响来讲，由于各级初、中等普通教育把追求升学率放在首位，普遍设立了重点学校和重点班级，使孩子进入小学起就决定了今后可以上哪类中学，以及能否升入大学，这样过早地把孩子分为优等生和次等生的结果，是易于埋没富有才华的学生的，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这种体制既与公平原则不符，也难以收到更大的社会经济效果。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的城乡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90)，第166页。

      3.在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合格劳动力方面，中国同样存在着遍及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过度”和“知识失业”现象。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国的“教育过度”和“知识失业”被划地为牢的所有制和不够灵活的计划体制强化了。这主要表现在：

      (1)高等教育领域。首先，国家倡导的多渠道办学，虽起到了动员教育资源的作用，但与现行所有制结合以后，其消极面也不可避免地表露出来。各部门、各地区都从自身的需要出发，竞相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学校规格，于是中专升大专，大专变本科，本科大学为了设立研究生院而扩招大学生和研究生。至于劳动力市场需要多少大学生和研究生，以及需要哪些专业的人才，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次，随着对高校招生自主权的扩大，各个学校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竞相办函授本、专科班，近来又风行大招研究生班，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培养出了这么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从表面看，在职人员的学历水平提高了，但实际水平却因许多全日制的正规院校培养的学生难以进入现行的社会体制而使人员的素质呈下降趋势。造成近几年出现的大学生研究生就业难和“低位就业”的现象，就是对高等教育盲目发展和升格的惩罚。另外，在现行所有制条件下，就业政策缺乏弹性，往往使人才成为各部门和单位的“固定资产”而沉积下来，造成严重的人才浪费。这种状况在社会上的漫延正侵蚀着人们的上进心和创造力，成为我国经济缺少活力与创新的重要原因。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结构性大调整，许多国有企业的科技人员面临着下岗和转换工作，这就需要能使这些科技人员在全社会顺利地实现人才的正常流动。但僵化的人才管理模式却为人才的合理流动设置了许多障碍，这就人为地增加了社会的再就业负担。

      (2)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规模比起初等和中等教育来要小得多。高等学校的学生数不足国民教育学生总数的5%，教师也不到8%，但大学一般都认为是重要的最高学府。许多观察家们已经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同它们的初等、中等教育学校一样，与发展的真正需要是不协调和不同步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结构和功能方面是仿效工业化国家的。仿效一直持续到现在。过去20多年，对大学发展的许多规划使得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仿效美国、法国、英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做法。因为自中世纪以来，西方的大学一直是由专业学科构成，这种悠久的传统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效的。这种系科结构和它们的分类被大量地向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输出。然而却几乎没有人来考虑这种学校的组织方式怎样来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并解决它们所存在的缺陷，而是继续按照外国制订的国际学术标准来衡量“优秀”，而不是按照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来衡量“优秀”①。中国的教育发展和教育改革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教育体制在建国以后深受苏联的影响，门类划分和专业设置过细，学校教授的知识不仅陈旧，而且适用范围狭窄，使受教育者就业后只能用上有限的一部分，并且造成知识更新的困难。80年代以后中国的高等院校又有些过分追求与西方教育体制的接轨，使得中国教育体制一直没有一个自己的体系。这很难适应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对策——人力投资从供给调节转向需求调节

      教育发展是中国人力投资战略的核心。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教育投资的增加，但更有效的办法是，在教育供给一定的条件下，改善教育投资结构，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

      1.要调整教育结构，优先普及和发展基础教育、中等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长远的人力预测显示，随着中国人口政策执行结果的显现，未来中国的劳动供给将会减少，使得光靠增加新劳动力的可能性减小，因此为劳动者提供良好的普通教育，以便在情况变化时进行重新培训，将是更为需要、更有效益的一种办法。

      2.对教育体制与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由于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阻碍着对教育供给作实质性调整，使得教育需求与生产性就业供给之间的不平衡难以通过对教育供给的调整来纠正。因此，必须改变高度依赖调节供给的传统倾向和办法，把政策的注意力转向对教育需求的调节，改善教育系统内部的有关政策，调整教育系统外部不平衡的信号与刺激。

      3.由供给调节转向需求调节，就是要改变单纯依赖计划控制下的教育投资手段来配置教育资源的做法，更多地依据市场对教育发展的不同需求进行调节，特别是要通过对市场信号和刺激的调整，来降低人们过度的教育需求。(1)应当使教育的受益者在接受各级教育的过程中，负担更多的、比例递增的教育费用，特别是减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补贴，因为高等教育既是社会花费最多，又是相对于社会需要而言过度发展最甚的领域。(2)在解决就业问题时，现行政策不应强调教育程度这一先决条件。例如，由于不适当地强调这一点，我国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着“文凭堆积”现象，大学生做值班员、誉写员，不啻是全社会高等教育过度发展的缩影。(3)缩小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收入差距，在这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促进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发展，缩小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别等等。在这方面，直接削减现代部门货币工资的办法是不可取的，但可以适当控制这些部门货币工资的增加。(4)要让工资更多地与工作绩效相联系，而不是直接与学历挂钩。把工资与学历简单联系起来的倾向，将导致更多的学生走上追求个人利益而不顾社会代价的道路，以至出现炒卖假文凭的现象，其结果只能是加剧高等教育的过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