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7)05-162-168 三线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经济建设，它涉及13个省区市，实现了国家重点建设由东部向西部转移并建成了巩固的战略后方；历时17年，参与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民工上千万人次。相对于西南西北地区的“大三线”(国家战略后方)，上海、广东等省区也曾开展“小三线”(省区市战略后方)建设。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档案材料的解密，对三线建设的研究蔚为风潮，涌现出了大量精深的成果。[1]从社会生活史/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角度出发，从三线建设时期的饮食生活入手，可展现三线文化的一些面相，对推进三线建设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一、“社会生活史”视野下的三线建设研究 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德国和意大利兴起了对社会生活史特别是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这与现代西方史学的内在转向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对现代西方史学研究“社会科学化”的一种反思和批判。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或言科学化史学是20世纪西方历史学研究的主流，其倡导者利用现代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社会及其历程，并试图通过大量的统计数字和图表来加以说明。[2]新兴的生活史研究者广泛质疑这一史学研究模式，他们认为科学化史学抽掉了“人”这一内核，研究成果“见物不见人”，对社会现象和人类历史难以得出正确解释。由此，日常生活史学形成了若干研究特色，研究对象微观化，以前常被忽视的村落、社区、个人等基层单位被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日常生活史学倡导“目光向下”，关注社会大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研究内容包罗万象，衣食住行、人际交往、职业劳动、生死爱憎、家庭关系、财产继承等都是重要研究范围；日常生活史学意欲重建全面史，意图实现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有机结合；另外，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社会生活史倡导“他者”的立场，主张站在历史当事人的位置上进行研究。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中国学者就已经开始了对社会生活史的研究。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史学界主要着力于社会形态的探讨，形成了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史学的转向和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与融合，对社会生活史、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成果逐渐涌现。正如史家常建华所言，生活史学虽十分年轻，却是建构历史真实、增进历史认识“不可或缺的一环”。[3] 社会史家行龙认为，资料掌握和利用上的限制，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面临种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官方公开的档案资料有限，且主要集中在重要决策和重大事件的历史回忆。这些宏观层面的史料，制约了研究者的视角，使他们很难从基层社会着眼。当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要取得突破，除了“史观”上的革命外，更需要一场来自基层的“资料革命”。大量当代社会史资料在现代化浪潮中快速消逝，我们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却显得不足，尚未进行系统挖掘和整理。对基层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是刻不容缓的事情。[4]除了各级政府和各类机构的档案之外，个人档案也是非常重要的可资利用的社会史研究材料。但由于个人档案仅覆盖部分社会精英和敌对分子，大多数个体如农民等群体便没有个人档案，且可能存在选择性记录和故意歪曲、造假等问题，使用之时需要特别审慎，必须借助多重史料对其进行辨析，才有可能真实客观地反映个人生活史的概貌。[5] 金大陆在言及“文革”社会生活史研究范式时认为，“非常中的正常”和“正常中的非常”相互交汇，构成了“文革”时期社会史发展的复杂内容，既体现了时代错置的内容，又证明了“生活的逻辑不容篡改”。[6]他认为，“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向度在如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直接进入和影响家家户户的政治运动，一是属于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都极为丰富，特别是日常生活方面的主题，呈点状散布，从人口变化、城市管理到衣食住行、物价票证等方面铺开。其所指的日常生活，包罗万象，诸如人口与计划生育、婚姻与两性关系、衣食住行用、医疗卫生与公共服务、群众娱乐等。仅在“食”方面，就包含粮油、肉菜与烟酒副食品之种类、供应、价格等内容。金大陆所构建的对“文革”这一非常时期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范式，对三线研究的开展亦有重大意义，上述衣食住行诸端，都可以构成研究的对象，从而实现三线研究的深入发展。 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三线建设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较为集中，在三线建设的原因及背景、实施过程、影响效应与历史评价、调整改造、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高层领导与三线建、区域三线建设研究等方面，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成果。但正如三线建设研究者指出的，在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人群、研究方法等方面，都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7]对与三线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者，只有少数研究成果出现。其中，张秀莉从民生问题的角度切入，对小三线的日常生活问题、婚姻问题、户口问题、教育医疗问题进行了探讨。[8]徐有威以20世纪80年代前期位于安徽和浙江的上海小三线建设中的最大企业八五钢厂如何解决青年男职工婚姻问题为研究对象，系统研究该厂婚姻危机的产生、解决的过程及其结果，分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婚姻危机的产生及作为单位组织的八五钢厂面对危机时的表现与应对。[9]这两篇文章，是最具启发意义和独特视角的研究成果，对推动三线建设研究的纵深发展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