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伙友》述论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11)02-0096-06

      “工人运动的激进者”是长期以来店员留给我们的集体记忆，反帝示威、抗议罢市中都活跃着店员的身影。国民革命运动兴起后，店员又成了加薪、向“剥削阶级”斗争的核心群体，“非打到店东不可”，实际上成了“工人运动的核心”①，是当时颇具影响的基层职业群体。目前，学界对店员的考察分析，沿袭宏大叙事的史学研究路径，关注的是店员工会这一社会组织及其政治活动，在此基础上探讨总工会、总商会、商民协会乃至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工人部、商民部之间针对店员进行的博弈互动②，店员自身反被忽视，成了失语群体。

      “庶民一定要而且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可能是微弱的”③。新文化史、微观史学影响下，日常生活、记忆语言等日益引起学界关注，强调通过基层群体自己的言论分析他们的思想、行为。《上海伙友》以店员为主要关注对象，是考察店员生存状态、还原底层声音的原生态文本，具备一定的学术价值。迄今为止，学界之于《上海伙友》的研究可以说尚付之阙如④，对该刊的思想宣传、栏目设置、发行传播、政治倾向、特点等都缺乏研究，引用该刊的论著也不多见。本文拟对其略作述评。

      一、《上海伙友》创刊及其栏目

      《上海伙友》创刊于1920年10月10日，使用民国纪年，每周日出版(除第8期)，每册16页，32开本，印4000份，采用竖排右翻的古籍装订形式。现在看到的有第1册至第11册(缺第5册)。停刊后曾改为《伙友报》，不定期出版，现在只看到第2册。

      《上海伙友》文章形式活泼，体裁多样，内容主要“分言论、小说、批评、调查、通讯、介绍、纪事、闲谈云”⑤。翻检各册发现，《上海伙友》每期栏目多少不等，最多的是第9册，有9个栏目，最少的是第1、7册，仅6个栏目，11册共设有73个栏目，具体情况见表1。

      评论、调查、小说是《上海伙友》的论著部分，每期都有。着重揭露“资本家的压迫、剥削”及店员的悲惨处境：工作时间长，薪金待遇低，“每天办事12个小时”⑥，“伙友所得的报酬，倘然和所输出的汗血在天平上秤一下子，不是我们说一句过甚的话，恐怕真有十与一的比较”⑦，号召店员全国大联合，消灭资本家及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

      

      闲谈、讨论、随感录侧重于店员自身陋习的反省：态度恶劣，顾客进店，仍旧“拱手、谈天、玩笑、摇扇、吃食、趴卧”，不愿意做小生意，“我代朋友买纽扣两颗，某洋广杂货店，挂着照样的纽扣许多，三十岁左右的店伙问我买几颗，听说两颗生意买不来”⑧；以貌取人，对于生的漂亮、穿得体面的女子，便特别殷勤，虽被他骂几声“死人”、“杀千刀”，也喜形于色⑨。而对于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男女不和颜相待，“讨厌讨厌，这种阿木林，也来买物，有玷我们的店堂不打紧，打断我们的话头，真真可恶”。痛苦是不力行的结果，“伙友受资本家的束缚，十分之三的人是咎由自取”⑩。

      通讯是刊物与读者交流、互动的平台。《抱小孩是不是学徒应该做的？》、《无理底干涉》在抨击店主、经理的同时，反映了“伙友是最大”的办刊立场。《看新出版物的痛苦》、《伙友解放危险底讨论》、《女工为什么不能入会》既驳斥“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学习、八小时休息制度在中国行不通”的说法，又注重店员“解放”的路径引导，“不可怪新型出版物，要怪社会那班造恶的人”(11)。

      二、《上海伙友》的发行量、传播渠道及影响

      传播媒介的发行范围与销量，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它的传播效果与影响力。关于《伙友》的发行量，相关研究论著及回忆录中都没有专门的统计，只是《本刊启事》中有较零星的记载，“会友担任承销者数百份，现售者亦数百份”(12)。而当时报刊的发行量通常在三千份左右，一些地方性报纸只有千余份甚至几百份(13)，鉴此可知，《上海伙友》的发行量尚没有超出地方报纸千余份的界限。同时，“上海《伙友》的上海二字并不是说我们有地域之见，上海的伙友觉悟了自可影响全国，诸君不可误会”(14)，《伙友报》第二期刊发的杭州某店员来信——《苦力人语》，无疑是刊物发行范围的一个佐证。

      《上海伙友》最初由新青年社代为发行，并“拟定本埠各烟纸店代为销售”(15)，当然也利用邮政、航运等运输渠道先运往各地，再通过书社和代派所传播，“留下详细地址，已备邮寄”。同时发动伙友，探索个体推销的传播路径，“由各伙友量力推销”。“我取了数十本《伙友周刊》去卖，不到半个钟头就卖完了。”(16)这一销售传播网络反映出《上海伙友》以上海为主兼向各地延伸、传播的受众范围。

      发行量、传播销售网络是反映报刊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上海伙友》千余份的发行量，相较于人数众多的店员来讲(17)，影响效果自不应无限夸大。很多店员甚至对《上海伙友》缺乏基本的了解，“我们去推销刊物，他们不要，还视我们为流氓”(18)；“伙友愿意掏三角钱去看《…秘史》、《…艳史》等，不愿意两个铜板的《伙友周刊》，可怜”(19)；“一个银行的伙友，说我们是过激党，扰乱分子，不仅不允许兜售反而破口大骂”(16)；“我们是做生意的，不是读书人，汝要卖与那读书人去看好哩”，“我不要看这些书，我看汝这书，不会买些报纸来看看”(20)。此外，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由报刊传递的印刷符号信息，必须准确还原才能发挥影响力。1920年代，禁止店员阅读书报是普遍行为，“私阅闲书小说及购小报者，罚洋五元”(21)，部分店铺尽管标榜科学管理，规定“中餐后一小时内可以读报书”，但《上海伙友》是“过激刊物”，不在允许之列，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