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的“近代”之争与“近代化”视角论“近代手工业”的起点

作 者:

作者简介:
熊元彬,湘潭大学历史系。湖南 湘潭 411105 熊元彬(1982- ),男,土家族,贵州印江人,历史学博士,湘潭大学历史系讲师、硕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理论月刊

内容提要:

无论是对“近代史”的分期,还是对“近代工业”“近代手工业”等概念,学界仍争论不休。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的仅次于农业的手工业而言,撇开传统的政治史和经济史分期,结合“近代”这个渐趋全球化的发展特征,专门从“近代工业”和“近代手工业”的内涵及其差异来论述“近代手工业”的起点,以“近代化“过程中机制洋纱与传统手工织布的开始结合为界标是较为合理的,这个起点应为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英国机制洋纱的输入。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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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6.010

       [中图分类号]F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7)06-0054-06

       “中国近代史”的分期看似一个无须再议的问题,但时至今日,学界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诚如1991年蔡开松所言:“迄今为止,史学界大体提出了10余种分期标准”[1]。并且,学界几乎都是从“政治史”的角度着眼,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起点界定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未结合中国传统手工业向近代的转变和近代渐趋全球化的特征,以“近代手工业”自身皆具近代化机制成份与传统手工并存的双重特征及其变化为其界标。基于此,本人仅求能撇开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分期标准,从“政治史”的分期模式深入至“近代手工业”的专题研究。

       1 学界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开端”之争及其成因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历史教研的价值所在,而历史分期的目的则在于更加直观地把握各时代不同的特征,其首要任务就在于找出这个发生质变的关键点。历史本无断代之分,但是为了人们更为直观地了解各时段的特点及其主要内容,因而历史分期成了历史研究的中心和首要问题。诚如林增平所言:“正确地采取分期的办法去研究和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才能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作综合的探讨,找出贯穿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线索,掌握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从而对这一阶段的历史获得全面的系统理解。”[2]

       “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是学界研究近代史的中心和首要问题。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异性较大,且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具有不同步性,以及学者所持的标准不一,因而一直争论不休。检索知网可知,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分期”为题的论文就在30篇以上,其中胡绳在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之时,鉴于解放前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及线索不明的问题,首次探讨了“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认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约80年间的历史应如何细分为若干阶段、若干时期的问题”,从而明确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为鸦片战争[3]。1955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组织了一场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专题讲座,会上胡绳再次强调:“我们所说的近代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止这80年的历史。”[4]215

       自胡绳首次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以来,《历史研究》与《近代史研究》等重要刊物已多次发表论文,对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有学者主张以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认为“比较1840年鸦片战争开端说,1861年因为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如安庆失守、总理衙门及安庆内军械所的设立,因而“更有理由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5]。

       也有学者从内部趋向史观着眼,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内部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始于明清之际,如徐中约的1600年说,以及其他学者的1644年说。其中,许苏民不仅反对1840年鸦片战争说的“冲击反应”模式,而且也否认“侵略—革命”论的苏联模式,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从“内发原生”模式出发,从而将“晚明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万历九年(1581年)确定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6]然而,晁中辰则认为隆庆元年(1567年)东南海禁的开放才是“近代”的开端,“从此‘海宇宴如’,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平息。”不仅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白银大量内流,国内银本位制渐得确立,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水平”,而且“开始日益侵蚀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甚至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与工商业者“鼓与呼的新思潮”。简言之,晁中辰认为“明代后期隆庆开放应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7]

       但是,总体而言,学界从政治史的视角,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界定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已得到了学界的基本认可。其中,1926年吕思勉在其讲义中从“冲击反应”模式着手,肯定了鸦片战争对中国从古代向近代转变的标志作用,认为“五口通商为中国见弱于外人之始,此乃积数千年之因,以成此一时代之果”[8]33。1938年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也直接将其起点明确为鸦片战争。但是,对于“中国近代史”以何年为开端,吕思勉和蒋廷黻均未作明确说明。时至1939年,胡绳才明确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了它的近代史”[5]406。新中国成立后,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已得到了基本认可。

       学界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长期争议,其原因甚多,除了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异性较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步调不一致有关之外,还与苏联史学界的影响密切相关,使学术研究被政治化。其中始于20世纪30年代吕振羽等人提出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之所以被毛泽东认可,并成为50年代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其着眼点就在于“力图证明中国的历史演进符合斯大林社会发展五阶段图式的历史必然性”[9]。50年代中期之后,苏联史学界又改为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从而使我国史学界大多学者也相应改变了原有的分期界标。其中蒋孟引最先响应,于1955年发文论证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端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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