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7)03-0063-08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一直相伴随。在日常生活中，语言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在集体行动中，语言沟通同样不可或缺。自古希腊以来，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就开始探索话语①的社会性，但就其对话语的治理价值的认识和揭示而言，仅仅是第一步而已。工业社会以来，理论界对话语竞争性的认识快速发展，福柯、马尔库塞和乔姆斯基全面揭示和暴露了话语竞争性对社会治理的负面影响。在一个“合作的时代”正迎面走来的新时代，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和认识话语的合作性，并基于话语的合作特性去建构社会治理中的合作行动，合作社会的形成和治理就更有可能取得成功。本文梳理了理论界探索话语的社会性、竞争性和合作性的历程，以此为基础，分析了话语的合作性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过程中的治理价值。 一、话语的社会性及其治理指涉 人类首先认识的是语言的社会功能。在古希腊，哲学家就开始探索和认识语言的功能。例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便将语言作为认识事物的工具，柏拉图的哲学开始用对话的方式来表达、解释和揭示真理。作为一种辩证讨论方法和教学方式的“苏格拉底对话”，对“理想国”进行了系统建构，体现了话语的治理价值指向。亚里士多德研究了语言在诗中的应用，《诗学》是他系统探索艺术语言的成果，但他的《政治学》一书却没有提到话语的治理价值。中世纪的奥古斯丁觉察到了一种现象：言语通过对世界的对象进行命名而创造了万物，因此他指出了人类学习语言的一种方式。这一方式被维特根斯坦称为“奥古斯丁图像”，即学术界所说的“实指定义”。奥古斯丁将人、语言和世界联系起来思考，推进了人类对语言的社会功能的认识。17世纪著名的思想家莱布尼茨把语言视为共同体共享的符号、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与人类认识的起源，并希望找到一种通用语言并将其世界化，但他没能完成这一任务。这也说明，莱布尼茨意识到了话语在世界共同体治理中的作用。 到了20世纪，哲学和对语言哲学的探讨成为同义语，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哲学发生了转向，很多哲学流派，如分析哲学、诠释学和结构主义哲学都走上了语言哲学的道路②。简单而言，语义学和语用学是语言哲学发展的两条路径，后者对话语社会性的探索做出的贡献更大。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奥斯汀(J.L.Austin)、塞尔(Searle)的研究成果对话语的社会性的揭示最为深刻。 索绪尔指出了语言的契约性。他认为，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本身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它只能在社会成员间通过一种契约而存在③。这一观点表明：在社会运行过程中，语言通过一种契约性方式在社会沟通中展示其社会性，契约性体现的就是语言的治理功能，即语言整合了社会。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活动，是人表达思想的载体和结果，是整个文明的基础，他提出了“语言游戏论”，认为对语言的理解和把握应该放在日常生活当中④。尽管与日常生活不可分离的语言，必然随着人类生活的社会化和语言社会治理功能的显露而逐渐凸显其治理价值；但是，探索话语社会性的理论，只有触及到人的社会行为才能真正得以揭示。从这一方面看，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奥斯汀将言语行为分为话语行为、话语施事行为和话语施效行为。话语行为是指说出了有意义的语句，探讨话语和事实是否相符；话语施事行为是指以一种话语施事的力量说出了句子，表明了话语和事的关系；话语施效行为是指说出什么而达到某种效果的行为，是指话语在感情、思想和行为上产生了一定影响⑤。奥斯汀的理论将话语与意义、事实和行为效果连接在一起，指明了话语在感情、思想和行为方面的价值，说明他的理论已深入触及到了话语权，其理论的社会性指向十分明显，特别是话语施效理论的提出，对话语的社会治理意义的揭示有很好的价值。然而，也有研究者指出，他的理论“最终结局只能是以单一话语为研究对象的纯粹语言或逻辑分析而已”⑥。 塞尔对奥斯汀的理论进行了完善，他将话语的社会性作为语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来对待。他认为，即使是语言本义这种明显的交流也需要社会因素的帮助，而不是纯语言所能独自完成的⑦。他将语言的意向性与人的心灵、思想和社会联系起来考察，并将这一概念吸纳到其言语行为意义理论之中，进一步研究了心灵是如何对声音和符号赋予意向性，从而赋予其以意义并同实在相关联的⑧。他的意向性概念的重要特点是“使每一个语言不再是纸上的符号或声音，而是具有了一定的意义，并与对象有了确定的关系”⑨。如果话语脱离了纸面成为社会性符号，那么，它必然要进入社会并在社会中起作用，进而显示和实现其社会性中隐含的社会整合功能。进一步说来，由于人的意向性，话语不只停留在判断和陈述层面，不仅仅停留在情感表述层面，而是命令、服从的表示，是断定、质问、肯定或者否定……尽管，日常生活话语中的服从包含和承载的只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义务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义务”⑩。可见，语言的意向性概念引导话语表现出了一定的社会性并有指向社会治理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