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商人是一个古老的社会阶层，它随着商品交换经常化的出现而产生。中国富商大贾代不乏人，但商人的社会组织——会馆，直到明清时期才出现。这是因为明清历史为它提供了建立的契机。市场扩大，商人增多，士大夫对商人及商业的认同，为商人会馆的出现创造了历史条件；归属感的需要，捍卫商业利益的推动，把商人会馆的建立提上了议事日程。 关键词 会馆 商人会馆 市场 士大夫归属感 协调商业利益 会馆首建于明，至清而盛。不但林立于京师街区，而且其它通都大邑，甚至府、县、乡镇也在在有之。会馆构成复杂，种类较多。吕作燮先生将明清会馆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北京的大多数会馆，它们是为了给同乡的官僚、士绅和科举之士居停之用。二是北京的少数会馆和苏州、汉口、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大多数会馆，它们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三是四川这样的移民会馆。”[①]其实，如果再细分的话，还可以分出几种类型。如工商业会馆，就可再分为手工业会馆和商人会馆。但这并不影响吕先生对明清会馆分类的合理性。 明清会馆不仅种类繁多，各类会馆建立的时间也先后不一。最先的会馆为士大夫所建。民国《芜湖县志》卷一三载：“京师芜湖会馆，在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明永乐间，邑人俞谟捐资购屋数椽并基地一块创建”。俞谟在永乐年间，做过南京户部主事，后调至北京为工部主事。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会馆，它是同乡京官聚会的场所。工商会馆最早出现于明万历年间。如福建延邵会馆，为延平、邵武两郡纸商出资兴建[②]；山西潞安会馆，为潞安锡、铜、铁、炭等工商业者出资兴建[③]等。四川移民会馆，则在清康雍乾时期才出现。虽同为会馆，但由于类型不同，出现的原因也各异。我们不欲全面论列，只拟就明清商人会馆出现的原因做一探讨。 一、市场扩大，商人增多 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较前扩大。但这主要表现在国内市场方面。第一，进入市场的产品增加。（1）农产品增多。明代农业生产力有所提高，粮食亩产245斤，和宋代相比，平均每亩增产80斤；清代亩产310斤，较明代每亩增产65斤[④]。农民缴纳租赋、自给之余，部分粮食投放市场，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如盐等。田赋征银也加速了农产品商品化的进程。明代自英宗始，将江南诸省田赋折合成银两缴纳。至万历年间，推行一条鞭法，将各种杂税摊入田亩，改征银两，清代“摊丁入亩”后，徭役全部摊入地亩，计亩征银。农民为缴纳赋税，不得不在市场交易中以自己生产的粮食换取白银。大批粮食进入市场。明清时期商品农业也得到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明代耕地面积7.84亿亩，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为1.176亿亩；清代耕地面积11.5亿亩，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为2.3亿亩[⑤]。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无疑不是生产者自己消费，而是为市场生产。（2）手工业产品也增多。明清时期，小农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民商品性生产较前增强，在手工业产品生产上也表现明显。松江棉花布衣被天下，其西乡，“女红自针黼外，以布为恒业”；金泽，无论贫富，妇女无不纺织。市场肆中设有收布之所，曰花布纱庄。布匹织成后，即携布前往，或以布易花，或易棉纱，“辗转相乘，储其余为一家御寒具，兼佐米盐”[⑥]。青浦盘龙镇，“俗务纺织，里妪抱布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然。织者率日一匹，有通宵不寐者，东乡日用所需，都从此出。”[⑦]他们采取以布易花、易纱的方式，将日夜辛劳织成的布匹投入市场，以其所得弥补家用，维持简单再生产。民营工业在明清时期也得到发展。南京有织缎机三万张，织绸机一万张，产品遐迩闻名[⑧]。广州有“广纱甲天下”之称[⑨]。不仅大都市如此，在江南市场镇民营手工业更呈现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盛泽镇，在明初尚是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村庄。嘉靖年间，居民增至百户，且与农业分离，皆“以绸绫为业”。乾隆时，“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⑩]。他如王江泾镇、濮院镇皆是居民繁盛、丝绸生产能力高的专业市镇，濮院镇“日出锦百匹”(11)。其产品大大地丰富了市场的内容。第二，市场网络形成。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各级市场逐渐形成，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较大的作用。（1）农村集市增多。农村集市在北方称集，南方称墟。它在宋代就已初具规模。到明清时期，数量明显增加。仅就福建省而言，福建八府一州，弘治年间有168个，至清乾隆年间已达700多个(12)。集市数量增大，密度增加。它是土特产的集散地，发挥着生产者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功能。（2）城镇市场的繁荣。明清时期，大城市遍布全国，如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广州、成都等，商业都十分繁荣。除此之外，还兴起了一批新的市镇，如长江沿岸的沙市、九江；运何沿岸的济宁、天津、淮安等；江南的盛泽镇、王江泾镇等。这些市镇位于交通要冲，或经济发达地区，商贾云集，贸易兴盛。通过它，农村集市被联结了起来。（3）区域的市场的发展。中国地域广阔，地形复杂，各地风俗习惯各异，因此，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单元—区域市场，它调剂着本区域内城镇市场、农村集市的余缺，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可须臾或缺的。明清时期的区域市场有：岭南市场、苏松市场、湖广市场、淮北市场、漳乐市场、齐鲁市场、京津市场、潞泽市场、关中市场、川滇市场、辽东市场等。（4）全国性市场的形成。随着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及商路的增辟，各区域市场的经济联系日益频繁，形成全国性市场。清前期。出现了“天下四大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13)这几个地方，商贾辐辏，交易兴旺，是全国性的市场交易中心。 市场的扩大，为商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为更多的居民业商提供了机会，使商业从业人员较前代大大增加。 山西，习贾风气极浓。人们在选择职业时，首先是从商，其次力农，而后才是从军、读书应试。“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14)因此，商人在山西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较大。明人张四维说：“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缘而取给于商计，坊郭之民，分土而耕蕃者，百家不能一焉。其挟轻资，牵车牛走四方者十而九。”(15)蒲州、介休在明代经商人数之多，令人触目惊心！清人徐继畲生于乾隆末年，“籍隶山西”，熟知晋省风土人情。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山西民俗勤俭，古称唐魏之遗，赋税如期，不烦追比，农贾相半，绝少旷游，惜家身而畏吏。”(16)清代山西，农民和商贾各占百分之五十，业农和业商人口相等。 徽州地处皖南，下辖六县：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这个地区的风俗是“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17)，男人年满十六岁，就要出门做生意，糊口四方(18)。业商人数极为可观。汪道昆《太函集》：“新都业贾者什七八”(19)；王世贞说：“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20)民国《歙县志》载：徽州地区，“商贾居十之七”(21)。他们对明清徽州经商人口的估计基本相同，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 我们再看看其它地方。山东济宁州，“多贾贩，民竟刀锥，趋末者众”；临清州，“服贾之民，恒居十之六七”(22)。和山西、安徽徽州地区经商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相上下。苏南的吴江县，“贸易工作为生与夫游手之徒，且十室而九”(23)。福建福清，“什三治儒，什七治贾”(24)。浙江绍兴、金华郡自明代始，“儇巧敏捷者入为胥办”，“次者兴贩为商贾”(25)。从商是仅次于为胥吏的选择，可以推测经商的人数不会少。在明清历史记载中，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很多，我们不可能将其全部罗列，但涉及的地区已不可谓不广，它已足以说明，明清商人队伍的庞大。而市场扩大，商人增多，形成了明清商人会馆出现的基础。 二、士大夫对商人及所从事职业的认同 士大夫在国家政权中，及其原籍所在地，都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在国家政权中，他们身居要职，制定和执行政府政策；在原籍所在地，为地方乡绅，称霸一方。因此，商人会馆要立足于社会，并长久地存在下去，必须得到士大夫阶层的许可、支持。而对会馆建立的许可和支持，是以对商人及所从事职业的认同为先决条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