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75 欧洲怀疑主义的概念最初仅由欧盟研究的少数学者使用，而现在这个概念在欧盟机构和(亲欧)国际决策者的官方话语中屡现。在2005年欧盟立宪的尝试失败后，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都尝试化解反对欧洲一体化的阻力。然而，他们却很少参与剖析欧洲怀疑主义这一重要概念。 虽然亲欧(pro-European)的政治家希望避免公开暴露对欧盟潜在目标①的内部分歧，但学术界致力于超越保罗·塔格特给出的开创性定义，后者将欧洲怀疑主义定义为包含“对欧洲一体化变通的、有条件的反对，或对欧洲一体化彻底的、无条件的反对”。②这个定义随后被学者进一步分解为两种不同的反对形式：一是“刚性欧洲怀疑主义”，指“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坚决反对”，二是“柔性欧洲怀疑主义”，指对欧盟一体化“有保留的反对”，反映了对与“国家利益”相悖的欧盟“核心”政策或欧盟当前趋势的不满。 一些学者也给出了其他分类方法，以概述对欧洲一体化不同程度的反对，如欧洲怀疑主义和仇欧心结(Europhobia)③，又如从对欧盟的简单排斥到提倡联邦式欧洲的最高纲领。欧洲怀疑主义类型的多样性，反映了在这一问题上欧盟普遍认同的定义的缺位。正如对欧盟的研究那样，对欧洲怀疑主义的研究正开始脱离之前的欧洲中间论(EU-centrism)，更多地从对其他有争议的概念(民粹主义)的研究中汲取洞见。本文通过对欧洲怀疑主义核心观点的考察，阐述这一概念从被接受到进一步扩张的过程。 二、作为非重要议题(non-issue)或边缘现象的欧洲怀疑主义 在欧洲一体化的最初40年中，对其的反对或敌意并不在欧盟研究领域学者的关注视野中，对一体化进程的抵制在很大程度上被学术界忽视了。欧洲怀疑主义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才出现在研究者的议程中，同时期还伴随着对欧盟“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④的争论。这种平行并不是巧合，欧洲怀疑主义被认为是欧盟民主赤字的后果。在这个初始阶段，对欧洲共同体的敌意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政治的、地理的)边缘现象。 1.边缘途径 就政党而言，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欧洲怀疑主义就被作为“异议的试金石”(touchstone of dissent)来分析。在主流政党或执政党持亲欧立场的情况下(至少在欧洲大陆)，在野党通过表达对欧盟的敌意，以示其与当权派的区别。这里，欧洲怀疑主义主要被视为“对立政治”⑤的表现。同时，正如欧盟本身被赋予中立政治的特征，基于政党(party-based)视角的欧洲怀疑主义被作为意识形态或者极端主义思想的衍生来分析。 同样，一些研究者认为流行的欧洲怀疑主义应当被纯粹地视为反对本国执政者的表现，正如大多数对欧盟问题无知的选民投票反对进一步一体化以制裁本国现任政府那样。与之并行的是，对欧洲一体化的公众敌意被作为地域观念的表达来分析，如认为持欧洲怀疑主义观点的选民的社会经济状况教育和收入层次相对较低，从而支持了欧洲怀疑主义者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失败者这一观点。 欧洲怀疑主义还被认为具有地域特征，如学者愿意将主流的欧洲怀疑主义视做典型的英国现象，或“英法例外论”(Anglo-French exceptionalism)⑥，或具有北欧特征。因此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北欧，欧洲怀疑主义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位于欧洲大陆地理边缘的现象。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调查结果表明，一些特定成员国的国内公共舆论持续显示出高于欧盟平均值的怀疑主义，换句话说，某些国家(例如英国、北欧诸国、奥地利、匈牙利)欧洲怀疑主义的呈现多于其他国家，当然也有少数国家几乎不存在欧洲怀疑主义(主要是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和南欧国家)。 2.对欧盟的反对是欧盟相关研究的盲点? 欧洲怀疑主义的理论化同时也可能是诸多欧盟研究当中所隐含的规范性路径的结果，比如欧盟研究长期以来受许多欧盟专家和欧盟机构雷同的观点影响，或受到对一体化过程持续性的共同信念的影响，这种隐含的规范导向主要来自两个学科的欧盟研究者：政治科学和历史学。 在政治学家当中，早期的欧洲共同体/欧盟理论家，无论是新功能主义者(neofunctionalists)⑦还是府际主义者(intergovernmentalists)⑧，往往依靠这样的假设，即一体化过程会持续下去而不会逆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主流理论不分析欧盟可能解体的情况，这种情形直到2008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发生时才有所改变。当然这也是由于早期欧洲怀疑主义研究对政治精英的过度关注，因为除了英国，其他欧洲国家的政治精英总体来说是亲一体化的。即使是在一体化进程中认为国内利益集团(通过对国家政府的杠杆作用)具有关键作用的自由府际主义者(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也依赖欧盟问题来动员潜在的关键群体。因此，在社会层面对欧洲共同体及其进一步一体化的抵制，仍然需要长期研究。 对历史学家而言，欧盟史学倾向于粉饰冲突和社会运动。⑨在历史学中，关注欧洲共同体“创始人”角度的国际关系史学家和欧洲共同体官员(负责提供资助、档案获取等领域的官员)之间的特殊关系，是以那些历史学家舍弃更为社会学的分析途径为代价的，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学者相对忽视了对欧洲共同体在社会层面所受抵制的研究。国际关系视角的优势，加上对欧洲统一(European unity)观念史的关注，说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迄今为止已成为“没有社会的历史”。只是从相对较近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开始分析对一体化过程的误解和抵制的来源，开始逐步关注社会公众和国内政治精英抵抗欧洲一体化的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