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16)06-0069-09 金朝上承宋辽，下启蒙元，在宋元之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承上启下意义。而在传统中国货币史上，金朝接过了北宋时期白银货币化的接力棒，取得了更为引人瞩目的新进展。从灭亡北宋时急切搜求金银，到确立银两的法定货币地位，铸行承安宝货，以及以银两为单位印行天兴宝会等，构成了金朝时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对蒙元时期的货币流通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学术界已从不同角度，对金朝货币史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①但在金朝120多年的历史上，白银究竟何时、如何成为货币?银两是否取得法定货币地位?业已成为货币的银两，与另外两种货币交钞和铜钱的关系如何?前后是否发生变化?这一系列问题似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笔者拟聚焦白银在金朝时期商品货币关系、银钱钞多种货币相互关系中的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按时间顺序分阶段梳理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的历史轨迹，探究宋金元时期货币流通格局演变的连续性与阶段性，以期对深化宋金元货币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金朝前期白银货币化的实现 北宋前期，白银的商品化完成，成为市场上广泛流通的重要商品。至迟熙宁、元丰间，在频繁的折博交易、银钱兑便、回货贸易等市场活动中，白银与铜钱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兑换关系，广泛用于购买大宗商品，其社会角色从商品向货币转化，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全面展开。②当此之际，金朝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政和五年(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建立金朝。5年后宋金联合攻辽，金朝先后破辽上京、中京，并在灭辽后南下攻宋，于天会四年(1126年)围汴京，灭北宋，迅速占领了淮河以北、秦岭以东的辽宋旧地，建立了传统中国北方又一个辖区广阔的新王朝。 金朝与辽、宋之间的战争，虽然曾对长城内外、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金朝占领辽、宋旧地时，并未中断北宋中期以来的白银货币化进程。金朝与辽、宋的交往中，白银从一开始就被金人作为社会财富的载体广为搜求。天辅元年(1117年)金朝已向辽明确提出了“岁输银绢十五万两匹”，相当于“大宋岁赐之半”的要求。③宋金之间在联合灭辽的谈判中，岁币银绢也是双方“海上之盟”的重要内容。此后，金朝先后向北宋索求燕山租赋、犒军银绢，在移交燕山时，“尽括燕山金银钱物”。④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进围汴京，把宋金之际人们对白银财富属性的索求推向新高。十二月，“金人索金一千万铤、银二千万铤、缣帛如银之数，欲以犒军”。所索金银按每铤50两计，其数额分别高达5亿两、10亿两。宋廷被迫任命“根括官”专门负责搜刮金帛。但经过两个多月的“根括”，金兵仍以金银不足，杀副侍御史胡舜陟等，并声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银或尚未足，当纵兵自索!”直至金人立张邦昌为楚国皇帝，三月癸丑遣使入楚，宣布“自来所取金帛，皆是犒赏军兵之所急用，虽不能足数，亦且期大半。今楚国肇造，本固则安，虑因科括之急，且重困于斯民，亦议权止，令出榜晓谕”。才停止根括金银。⑤从金兵所索白银10亿两最终“虽不能足数，亦且期大半”，而金人“检视”北宋库藏时有“金三百万铤，银八百万铤”⑥的情况来看，金兵最终“根括”到的白银似已达数亿两之多。此后，金朝退兵，改立刘豫伪齐治理淮河以北的北宋故地。天会十五年(1137年)，金廷废刘豫，从伪齐府库中又接收了铜钱“九千八百七十万缗”，“绢二百七十万匹，金一百二十万两，银六千万两”。⑦两年后宋金达成和议，南宋开始每年向金朝“岁贡”银绢各25万匹两。 显然，无论金兵从汴京“根括”的白银，还是南宋“岁贡”的白银，既非器饰玩物，亦非直接用于解饥寒的粮食、绢帛。金人之所以如此急迫地索取白银，看重的是白银可代租赋、可换取商品、保存价值的社会属性。金朝在灭亡辽、宋的进程中，已然从宋辽两朝接过了白银货币化的接力棒。 金朝获得的巨额白银，当然不可能原封不动地贮之府库，束之高阁。其中相当一部分通过“分赐将士之有功者”“宗室”等⑧途径，流向民间，投向市场，并在部分赋税征收中也继续折征白银，认可了白银用于纳税的支付功能。现存正隆二年(1157年)的“茶课银锭”⑨表明，正隆初年金廷或已认可了茶课纳银。大定十年(1170年)前，又“许院务得折纳轻赍之物以便民”⑩，诸院务征税纳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11)相应地，大定初年金朝官府直接参与白银的市场交易已见于记载。《金史·卢孝俭传》记载：卢孝俭曾累官太原少尹。大定二年(1162年)，“陕西用兵，尚书省发本路税粟赴平凉充军实，期甚严迫。孝俭辄易以金帛，驰至平凉，用省而不失期，并人称之”。(12)金廷要求卢孝俭发运粮食赴平凉供军，他并未直接运送粮食，而是将粮食“易以金帛，驰至平凉”。由平凉方面用“金帛”购买所需粮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金朝初年经济的恢复发展，至迟在大定九年(1169年)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钱荒”。为解决“钱荒”问题，金朝不仅与南宋之间因此展开了激烈的铜钱争夺战，(13)而且不惜工费，大力鼓铸铜钱，禁钱出界。而细绎《金史》中关于大定、明昌间“钱荒”以及世宗、章宗解决“钱荒”问题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金朝“钱荒”最突出的特征是民间难得见钱，市场上特别是京师市井“钱重”，可官府、富豪收贮的铜钱为数巨大，铜钱“积而不散”。对此，金廷反复采取以铜钱“市金银及诸物”“市易金帛”“折变轻赍”等措施，向市场投放铜钱，收兑白银，将白银用作解决钱荒的重要手段。其中，大定十年(1170年)金世宗不止一次诏令户部，以官钱“市金银及诸物”，或置仓籴粮以备赈济，以解决“官钱积而不散，则民间钱重，贸易必艰”的问题。并特别强调“徒使钱充府库，将安用之!”3年后又“命非屯兵之州府，以钱市易金帛，运致京师，使钱币流通，以济民用。”延至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世宗再以“中外皆言钱难”，“京师积钱五百万贯亦不为多，外路虽有终亦无用”，欲令“诸路官钱非屯兵处可尽运至京师”。最后采纳了太慰丞相克宁的建议，以“外路”部分地区也存在钱荒问题，“起其半至都，余半变折轻赍”。(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