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2；F129；F8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361(2016)05-0000-09 一、陈子龙企行纸钞拯救濒危“故国”思想的历史背景 陈子龙(公元1608-1647年)，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南明抗清将领、文学家，有《陈忠裕公全集》等。 陈子龙长期从戎并为将领，是热爱“故国”、积极拯救岌岌坠危的明朝政权的忠诚之士。他在《点绛唇·春日风雨有感》曰：“满眼韶华，东风惯是吹红去。几番烟雾，只有花难护。梦里相思，故国王孙路。春无主，杜鹃啼处，泪染胭脂雨。”①他对“满眼韶华”却被“吹红去”和“难护”的“春无主”的“故国”非常留念，对其衰败非常哀戚痛惜，经常“梦里相思”不能眠，两面“泪染胭脂雨”。但他有“曾在多情怀袖里，一缕同心千结”(《念奴娇·春雪咏兰》)之深情，充满着恢复“故国”的热切希望。 他之谓“故国”指的是明王朝。同其他朝廷一样，这个明王朝也是建立在华夏大地(通常之谓“祖国”)的基础之上的。统治集团只不过是过眼的烟云、漂流的木船，但祖国则是祖祖辈辈生生繁衍的永恒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子龙该诗表达的是他强烈的热爱祖国之情。 陈子龙在任兵科给事时，见朝政腐败动摇明朝政体而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愤然辞职归乡；清军破南京后又挺身而出，起兵松江，称监军。事败，避匿山中，结太湖兵抗清。事泄，在苏州被捕，乘隙投水而壮烈牺牲。 陈子龙曲折的战斗生活经历折射出了他思想深刻认识过程的轨迹。他掌握有一定的兵权，在巩固明朝统治和挽救明朝政权危亡即“复明”的斗争中，尽职尽责，以身殉节。他生活在明朝由衰而败的转变和急速进行时期，对其“转变和急速进行”有深沉的忧思：“卢龙雄塞倚天开，十载三逢敌骑来！”(《辽事杂诗》)明王朝内外交困，“敌骑”不断“来”袭，日暮途穷，朝不保夕，岌岌可危，原因是什么？如何救亡？ 在陈子龙看来，朝廷腐败、国防薄弱、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指挥错误等都会造成朝政衰败。但这些都是其衰败的外在表现。明朝衰败的终极原因在哪里呢？陈子龙没有把思维停留在对“外在表现”的一般观察和肤浅感觉上，而是深入里层竭力进行挖掘和分析。“十月居延边草死，黄风吹沙万里余。”(《边风行》)“叩门无人室无釜，踯躅空巷泪如雨。”(《小车行》)经济萧条，社会荒凉，商品匮乏，货币流通几近断绝，民生痛苦不堪，人们“出门何所之？青青者榆疗我饥。”(同前)正是这种严重的经济萧条、民生困苦才是朝廷衰败的根本原因。 历史实践证明，货币交换是相应社会经济变化的最集中最活跃最能体现价值尺度的表现。一般情况下，经济健康发展，相应的货币就增值。经济萧条、人民生活贫困，物价暴涨，相应的货币就贬值。因此，与其笼统说一切社会问题产生的终极原因在其经济变化中，不如直接说在其相应的包括形状、数量、质量、价值含量等在内的货币形态及其流通变化之中[1]。 货币的职能是“由符号来代替”[2]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现实，有不同的货币符号。货币符号是随历史的演进而演进，随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是货币自身按规律运动的结晶与标志。这种“结晶和标志”是在社会经济——商品交换的巨大蒸馏器中“蒸馏”出来的。也就是说，产生货币形态及其交换变化等的终极的根本的原因在相应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变化之中。经济是树根树干，货币是树枝树叶。根干相对稳定，外在表现的枝叶则容易随早晚、季节的变化而变化，象征枝叶的符号更是如此。 符号是形态观念的东西，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所执行的交换中介作用的大小，交换价值的高低等决定于当时当地的经济变化。反过来，具有反作用的这种上层建筑的货币符号又严重影响经济本身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货币形态及其交换的变化是社会经济及其建立其上的政权变化的晴雨表和催化剂。只有遵循货币的发展规律，促进货币的顺利流“通”，才可以“权其子母”，即掌握、衡量、利用(“权”)本金(“母”)不断加速“货殖”，增加盈利(“子”)，从而促进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固。陈子龙是这样揭示的：“君权所得制(按，裁制，整治)者，钱币而已。钱币通，即煮海铸山，皆可权其子母。”这“钱币而已”一句说明“钱币”对“君权”大小、强弱、成败等的决定作用。其若是，“君权”只有自觉发挥“钱币(流)通”的作用，才能“权其子母”，不断增加财富，扩大利润，从而巩固“君权”之威。反之，如果“钱币壅，即藏粟居货，(君权则)无以平其轻重”。钱币如果不流通，“君”再有“权”，也不能发挥作用，也无法也无能调节和“平”衡社会或“轻”或“重”的事物的矛盾。如果不及时处理这些矛盾，或处理不当，差别就会不断扩大，相互碰撞就会不断加剧，就会引起社会动荡和“君权”动摇。 明王朝后期，战乱频仍。尤其是南明时期，面对气势汹汹的南下清军，几乎束手无策，无法抵挡，节节败退，败如山倒。从根本上讲，战争是经济实力的对抗、撞击，首当其冲的是钱。据《明史》载，明朝廷早在万历年间就出现了“国用大匮”的状况，“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3]到后期更深陷财政极度匮乏的泥坑而难以自拔，没有钱投入抵抗清兵的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