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应对战略的历史演变

作 者:
武力 

作者简介:
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武力(1956—),男,安徽省宿州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

原文出处:
河北学刊

内容提要:

从历史阶段看,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世纪及其以前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二是20世纪上半期的帝国主义阶段;三是20世纪下半期的后帝国主义阶段。与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对应,中国的发展战略也经历了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清末)——全盘西化,但资本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民国)——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1949—1978)——改革开放与融入世界(1979—2004)的过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是发展变化的,社会主义也应该是发展变化的,并且可以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去。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5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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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9.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6-0183-07

      如果从世界近代历史看,自17世纪资本主义产生到今天,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内涵发展的同时,还是一个在外延和空间上全球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资本主义阶段(17—19世纪),帝国主义阶段(20世纪前半期:1900—1945),后帝国主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从对内和对外看,资本主义制度也在发展和成熟。在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扩张及建立殖民地阶段,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阶段;在第二阶段,是殖民地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列强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世界市场并失败阶段,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之惨烈教训了世界人民,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在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与对抗、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发展要求,都对资本主义列强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和威胁,迫使资本主义列强在对外方面不敢再单纯以战争来欺压和掠夺其他国家(只敢进行有限的局部战争)、对内则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被迫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这些都加快了民主化进程与市场经济的完善,使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而中国从1840年开始与资本主义列强正面接触到今天的一百六十多年里,其经历也是痛苦而曲折的。作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受害者和中期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者,在后帝国主义的第三阶段,则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由对抗转变为合作,找到了一条可以与资本主义世界并行发展、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侵略与中国的应对战略

      从17世纪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在英国诞生到19世纪末,是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扩张及建立殖民地阶段。对于这些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阶段。在欧洲18世纪工业革命前,受生产工具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世界各地的交流是有限的;但是到19世纪中期,由于科技的发展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由于资本所固有的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使得它的发展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前提。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加速积累,只有广阔的国外市场,才能使资本家尽可能压低工人工资和消费而又不至于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因而开拓海外市场与寻求殖民地以及人口和商品的“出口导向”,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普遍特点。在19世纪上半期之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处于主导地位,广大的世界其他地区还可以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市场空间,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供给大于需求)、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世界市场和资源)的矛盾并不突出。可是到19世纪下半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的扩张,世界市场已经被瓜分完毕,此时崛起的德国、日本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和资源,就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辛丑和约》中的表现以及随后爆发的日俄战争,即标志着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代的结束。

      在整个19世纪,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第一次正面冲突,那么在随后的七十年里,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则采取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战略。无奈,这种移植技术、不变制度的战略,却导致了国家不断衰落和解体,进而陷入困境。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前的五十多年间,中国面对内忧外患,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下,试图将发展近代工商业依然包容在原有的封建政治体制之内,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限制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对于政府经济职能,也是采取改革局部、维持整体的政策,其标志就是“洋务运动”。中国为什么会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依然执迷不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不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呢?这是与1840年以前传统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和由此形成的观念分不开的。

      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直到1840年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以前,中国社会仍然按照自身的农业文明发展规律向前发展,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农业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较高,农业的剩余可以养活大量人口,维持庞大的城市和国家机构;与农业高度发达相一致的是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也很发达,明中叶以后大量白银内流即是一例。这种传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另一个表现,是经济体制表现出的高级形式,即土地可以作为商品自由买卖,地主经济和大量自耕农并存,租佃制和雇佣制的普遍存在,家庭财产继承在诸子间的相对平均;国家税制的相对统一和完善。

      其次,政治体制从管理效能和相互制约角度看,表现出较高级的形态。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经过夏、商、周以来三千多年的发展,就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言,到清代已经相当完备。一是形成了统一而庞大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其特点是条块结合、分级管理,实行对皇帝负责的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行政、监察、司法)。二是政府具有较强的经济职能,即除了承担国防和维护经济秩序,承担“治河”、“救灾”、“市政建设”等公共工程和社会事业外,还通过官营工商业和专卖制度,将工商业纳入政府控制。三是形成了一整套官吏选拔、考评和调任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不仅打破了贵族和豪强垄断政府机构,而且将教育纳入到了官僚选拔体系中,“学而优则仕”、“白衣可致卿相”,使社会的优秀人才不断进入政府管理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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