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6)05-0056-09 纵观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与书写，我们认为，无论是研究的疆域拓展，还是问题意识的细分，以及文献和典籍的发现、整理、研究等基础工程，专题性研究，文史融通的跨界研究，通史或断代史、分体史书写等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术深化和取得重大学术突破的研究实绩有之。但是，反观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我们认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与书写，在理论观念和方法论方面确实遇到了一定的瓶颈，体现在文学通史或断代史的书写方面，便是有所停滞不动、裹足不前。而与此同时，去理论化、去思想化的研究趣向与书写理念，严重地阻滞了文学史研究与书写中的学术、思想创新意识之勃发，以致品类虽繁，然平庸、敷衍之作亦不在少数，能凸显思想、学术个性而欲“成一家之言”之作则寥若晨星。这种情况之形成，首先是由于受制于大的学术环境和学术功利化倾向。确实，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与书写，程度不等地存在着轻谩理论和思想的倾向，过于看重集成性和规模效应而追求“通吃”的学术功利意识盛行，文学史书写中的“才、胆、识、力”则往往湮没不彰。还有，受后现代主义史学影响而形成的理论、叙事碎片化现象，也明显地影响着近二十年来文学史书写的思想深度和叙事建构，以过度的“类书”化的史料、资料堆积和“串讲”式的过量的作品、作家复述来代替文学史书写中应有的思想、理论力度追求，大家纷纷在文学史撰写中比涉猎范围广、比历史叙事年代长远、比著作的卷数多和页码厚，文学史书写越来越呈现“工程”化趋势，学者个人穷一生之力来结撰一部文学史的“傻事”似乎越来越不会有人干了，而通过“分包”式来实现“集团化”操作的“短、平、快”大工程项目，业已成为当今文学史书写的一般模式，以致虽然所编撰出来的文学史体量越来越大，呈巨型化，但是其中的学术个性、思想和理论含量却越来越淡薄；对文学现象和文学经验的理论总结与阐述，以及对文学发展规律、文学经典生成之内在肌理与外在机制的理论揭示，亦越来越力不从心。这样的“巨型化”文学史著作，学术面目平庸化，内容冗长而言之无物，缺乏思想与理论个性，书中所体现的对文学经典的阅读理解经验，在言说时甚至相互抵牾而不能一以贯之。因此，这样的“工程”大则大矣，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实有违于文学史研究与书写的学术规律，乃至搅拌、恶化了文学史研究与书写的正常学术生态。而且，这样的“工程”完成而结项之后，量化统计填表之后，成果发布展览之后，获奖之后，恐怕就鲜有人问津了。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但是，笔者以为，对于文学史本体问题的认知缺乏，则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略陈浅见，以就教于方家同好。 20世纪以来，随着新文学观念的确立和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形成，以及大学文科课程体系的构建，“中国文学史”这一学科概念、知识范型、著述叙学方式逐步形成、定型，并且出现了一个意识自觉、热情高涨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时代，人们通过“文学史”这一叙学方式，展开了通代、断代、分体等体类多样的文学史书写实践，从而成为近百十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主要的学术增长点。这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文学史观念觉醒并逐步走向自觉，在新的文学史观念和现代学术思想的影响之下，人们逐渐从传统文学史观的混沌中走了出来，依照从西方引入的文学史观念和结撰方法，并且在现代“新史学”的启发和影响下，文学史观念由不自觉到自觉、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逐步建构起了具有相对独立的学科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学科。一百来年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和书写实践，积累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形成了丰富的学术经验。在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学史学科和具体的书写方法形成、发展演变过程中，西方的、俄苏的文学史观和方法论，从观念和方法两个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借鉴作用，甚至可以说提供了具体的模式①，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更是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和指导作用。当然，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史学观和方法论，以及历代文苑传所体现的文学史观和方法，亦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吸收利用。晚近以来，西方的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接受美学、解释学、性别诗学、文化人类学、后现代史学等等当代人文思想学说，对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史学科及其书写实践所产生的影响作用，更是不容低估。 在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学科发展历程中，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文化、文学、学术思想多样性、多元化态势的形成，附着、嫁接在“文学史”这一范畴之下的各种主义、观念与方法越来越多，这当然反映出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学科发展模式，以及观念和方法论由过去的单一化向多样性、多元化发展演变的一种趋势，同时也体现了文学史书写者的学术自我期望值越来越高，更说明文学史书写者们期望通过此而在观念和方法诸方面得到新的拓展、扩张，以便实现学科格局的进一步壮大与完善。这种情形当然大大地开阔了我们思想、理论等方面的视野和空间，从而得以可以从不同的理论和文化眼光、不同的方法角度来探讨“文学史”的含义，并且在具体的书写实践中予以运用，深化了对“文学史”这一范畴的思考及其义界确认，以及使其尽可能地接近“文学史”的本体。然而，在此我们又不得不指出，由于攀附、嫁接在“文学史”之树上的各种主义、观点和方法太多、太杂，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主义过剩”的现象，以致臃肿不堪，终于患上了肥胖症。这种情形，反而使“文学史”这一范畴的内涵显得非常杂混而不彰，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文学史”的义界，遮蔽了“文学史”的本体。与此同时，文学史书写则反而显得越来越不堪负重，甚至无所适从。于是，大规模效应，通过填鸭式的资料堆积，玩拼图游戏，便成为一种所谓的“创新”手法。这是文学史书写中的一种“主义过剩”病象，其模糊了文学史的义界，遮蔽了文学史本体，其状正如热带雨林中常见的那种“绞杀”死现象，被缠绞的树干已经枯死，而攀附其上的藤蔓则吸吮着树干的养分而野蛮生长着，兴高而采烈着。这种现象的出现，至少说明草创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史学科发展至当下，确实需要在认真反思的基础上重新认识自己的本体性定位，并且需要在此基础上重构文学史理论体系模式，以进一步激活、深化当下的文学史书写实践。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经持续了好几年的关于“文学史学”的讨论与探索，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学史学科发展和书写实践，产生了良好的支持与驱动作用，而且这一影响至今犹在。当然，时隔十多年了，社会、思想文化、文学现状、文学史研究与书写所处的综合语境等等，毕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面临着许多新的现象与问题，迫切需要结合当下的情况来进行再思考，因此反思与重构是不可缺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