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6)08-0026-09 1848年，德国哲学家罗森克兰兹以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概括了教育学的基本理论，撰写成《教育学的体系》一书。1886年，美国教育学家布莱克特将其译成英文，译名为《教育哲学》，这是世界上第一本以“教育哲学”命名的教育哲学著作。1916年，杜威出版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此书的副标题是“教育哲学导论”，自此教育哲学成为教育学科体系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获得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虽然“中国教育哲学的研究具有很长的学科前史”[1]，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教育哲学在中国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中国的教育哲学不仅学科历史短暂，而且带有浓厚的西方教育哲学发展的痕迹，主要是在翻译的基础上引进，在模仿的基础上创立，并在本土化的诉求下成长、壮大、发展。 一、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阶段 瞿葆奎与叶澜以1919年为时间节点把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1900年至1919年的第一阶段与1919年至1949年的第二阶段。他们认为，第一阶段从1900年至1919年，这是直接向日本“引进”，以介绍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为主的发展阶段，是近代教育学在中国的初建阶段；第二阶段从1919年至1949年，这是中国教育学界由向日本学习转为向欧美学习，并开始形成教育学研究的专门队伍和代表人物的阶段。[2-3]这种“二阶段”的划分是完全符合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发展历史的。但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若依照“二阶段”进行划分，则有些笼统。教育哲学作为教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发展有其独特之处，不宜完全依照“二阶段”进行划分。 侯怀银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经历了引进(1919年至1922年)、初创(1923年至1926年)和成型(1927年至1949年)三个阶段。[4]与此相类似，李兴韵把西方教育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19年杜威来华以前的20年左右，这是西方教育哲学传入中国的前导时期；第二阶段为杜威来华之后，形成了西方教育哲学在中国传播的高潮时期；第三阶段为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在反思与批判杜威教育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西方教育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多样化时期。[5]侯怀银与李兴韵二人都倾向于“三阶段论”，但划分的具体时间节点却不同。 综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孕育期(1901-1919年)、诞生期(1919-1927年)、繁荣期(1927-1937年)与低迷期(1937-1949年)四个阶段。 1.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孕育期 20世纪初，王国维翻译了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并在1901年的《教育世界》上连载，拉开了中国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序幕。之后，大量的教育学著作被翻译、介绍到国内，在翻译引进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开始结合自己的理解编著教育学。教育世界社1905年出版的王国维编著的《教育学》(江苏师范学堂讲授)一书，成为第一本中国人编写的教育学著作，其后教育学著作渐渐多了起来。 在教育学引进初期，西方教育哲学也尚在襁褓之中，因而并未有完整的教育哲学著作被介绍给国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内学者忽视了对教育与哲学关系的讨论。如中国的教育学先驱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先后发表了《哲学辨惑》(《教育世界》第55号，1903年)、《论教育之宗旨》(《教育世界》第56号，1903年)、《述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之关系》(《教育世界》第128号、129号，1906年)等教育哲学方面的文章，对教育与哲学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提出：“夫哲学者，教育学之母也。”[6]“不通哲学，则不能通教育学。”[7]“试读西洋之哲学史、教育学史，哲学者而非教育学者有之矣，未有教育学者而不通哲学者也。不通哲学而言教育，与不通物理、化学而言工学，不通生理学、解剖学而言医学，何以异?”[8] 20世纪初期，“吾国教育尚在幼稚时代，罕有窥斯界之真面者。与其为武断之议论，不如直译外籍，供人采择，尚不致贻误后来”。[9]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中国教育学研究者主要是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教育学理论，虽是间接学习，但王国维等人的教育学研究，无论是模仿性的翻译、融合性的编著还是独创性的研究，都为西方教育哲学的引入铺平了道路，为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孕育了生长的土壤。 2.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诞生期 在前期孕育的基础上，随着1919年杜威来华，中国教育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中国教育学者研究教育哲学是最近年的事。民国八年(1919年)，美国杜威来华讲演，国内一般教育家大受杜威的新刺激，才开始研究教育哲学了。”[10]据侯怀银的考察，“‘教育哲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19年，即杜威演讲、毋忘笔录的《教育哲学》，刊载在《云南教育杂志》1919年第八卷第10、第11、第12号上”[11]。杜威在中国的演讲内容由金海观等人记录、整理，并被命名为《杜威教育哲学》于1921年在商务印书局出版。1922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杜威讲述、常道直编译的《平民主义与教育》(今译为《民主主义与教育》——笔者注)。此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教育学界，以至于中国的教育学从借助日本学习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转向直接向美国学习杜威的教育思想，而中国的教育哲学发展可谓是越过了日本，直接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输入教育哲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