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人们赞同与否，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 从上个世纪80年代算起，中国政治学学科的恢复和重建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20多年来，我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党校系统成立了专门教学和研究机构，形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学科队伍，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翻译了大量国外译著，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这些，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都发挥了一定作用。 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学理论方面是有成就的，这也是我国政治学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诚如许多学者所言，我国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研究对于西方的学术思想经历了模仿——反思——自觉的过程。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政治学学科处于重新恢复时期，由于长期缺乏政治学研究的学术积累，没有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因而当时不得不从西方政治学汲取营养，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过程。但是必须看到，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上也形成了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为坐标系的盲目倾向。学术活动中简单套用西方的学术立场、学术观点、学术话语的做法到处充斥，以西方的学术观点为研究起点和评定标准的学术思维一时盛行。这种“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二元研究框架的存在在一定时期内是难以避免的，但其确实不能长久解决中国自己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当学界简单地用西方理论分析和说明中国的现实问题时，人们就不难发现，西方的学术话语与中国现行实际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无法顺畅对接。在这个问题上，具体事例可以说举不胜举。 譬如说，现代政治都是政党政治，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与西方的两党竞争制和多党竞争制有着很大不同。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改革中，迫切要解决好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如何适应民主法治的发展需要问题，而不是用西方的政党竞争理论简单图解和分析中国的现行政党制度。中国社会的一党领导长期执政是中国政治系统的核心所在和主要特点，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国情，离开这一点去谈民主法治，无异于闭门造车。 还譬如，抑制当前中国的消极腐败现象是中国政治学研究面临的重要任务，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健全中国式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但无法照抄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在中国的政治架构中，人民代表大会是根本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重要平台。“一府两院”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我们要解决的是如何真正发挥其代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机关权威和作用，而不是将其推倒另起炉灶。如果照抄照搬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制衡方式，人民代表大会地位就会下降，中国的政治架构就会发生根本改变。同样，中国式的国家治理是执政党领导下管理国家事务的现代途径和现代方法，不能与西方的治理混为一谈。如果不切实际地完全应用西方的治理理论，就会在治理实践中产生尴尬的困境。中国式协商民主有着自己特有的内容和优势，应当朝着制度化、法治化的方向广泛多层地发展，这是我国政治学界应该有所贡献的责任，但是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如果一味地以西方协商民主的话语体系为观察认识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基点，那在实践中就难以避免地产生知行之间的困惑。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国情差异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使然。由此，人们不能不思考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 华人圈的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主张是上个世纪60年代由台湾和香港的学术圈发起的，后来逐渐在大陆学术界获得响应。在政治学界，赵宝熙、王惠岩、徐大同等前辈和许多学者很早就提出这个问题。进入本世纪后王绍光、葛荃、贺雪峰等人也专门撰文给予论及。但遗憾的是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赞同。不少人觉得西方的理论还没有学懂弄清时，倡导政治学研究本土化无异于异想天开；还有人认为这种主张本身就是左的学术思潮表现，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认识上的不一致，不仅使得政治学研究本土化问题难以深入，更为研究中国现行政治问题带来困境。当“西方理论、中国经验”在分析中国问题手足无措时，必然陷入这样一种窘境：由于“自由派”离开国情过分强调“西化”不可避免地被政治主流所抵制，而“极左派”则乘虚而入兜售其奸。凡此种种，都说明政治学研究本土化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在研究中国经验上总是纸上谈兵，有气无力，不仅对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有害无益，甚至影响国家民族健康发展。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中国政治现实和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实现政治学研究本土化最终目的应该是建构中国式的政治学学科话语体系，但这首先要做好清理地基的工作即真正廓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在此基础上才能构造诸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 譬如“政治”的概念，古往今来人们见仁见智，不一而足，看法林林总总，但始终没有形成共识。当下人们能够接近的看法是人类的政治活动是基于经济利益围绕公共权力的产生和运行的活动和行为，这比较接近政治的本意。但是仔细推敲恐怕还不是完全准确。因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基点是经济利益，那是经济学研究的起点。而政治虽然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但它对经济的反映是折射的，政治应该是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有益于自身的权利和权力)而围绕着公共权力展开的活动。还譬如政治与经济、文化的内在关系到底是什么。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政治关系及其一般发展规律，但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应当是什么也都要认真研究。 还譬如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范畴，都有一个重新考察和再认识的问题。一般地说，自由通常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摆脱控制和实现自主的发展状态；而平等则是人们在获得资源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实现相对均衡的程度。在政治社会中，自由是专制的对立物，而平等则是特权的对立物。有人说社会主义不讲自由，这至少是对社会主义缺乏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仅追求自由并且将其看成是实现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最终目标。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基础上，认为社会主义最终将会使所有人获得真正的自由。他们认为未来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为劳动人民实现真正的自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最大的可能。毋庸讳言，由于社会主义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建成的，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化发展程度的制约，社会主义自由在发展的进程中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都有待于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逐步地解决。但是，社会主义应当高扬起自由的思想旗帜，而且要逐渐比资本主义做得更好。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在依法保护个性自由的同时倡导公共自由，并且注意将个性自由与公共自由统一起来。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步期，为了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给中的决定作用，我们应当不断扩大公民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同时也不能忽略公共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