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2 一、宏观争论——“中国何时民主化” 在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中，“民主”与“威权”之争向来是最热门的论题之一。自东欧剧变以来，第三波民主化达到高潮，对中国这个极为重要却尚未“民主化”①的案例，大部分学者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中国何时民主化？” 《中国的民主前景》(China's Democratic Future)是这种宏观研究的典型。作者季礼(Bruce Gilley)认为中国会在2010-2020年间“民主化’，他给出了两类论据：结构性的证据主要是人均收入、中产阶级人数、社会组织规模、私营企业数量等，很多都达到了先发民主国家的水平；观念方面则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国外思潮的影响。②但并非所有人都对民主化如此乐观，黎安友(Andrew Nathan)2003年的论文《威权的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代表着另一方，“韧性”也成为后来研究绕不开的一个词。黎安友笔下的“韧性”由四个方面构成：越来越规范的最高权力传承、绩效选拔对派系政治的修正、行政机关的专业分工以及越来越丰富的政治参与。如果说前三者只是行政上的高效，那么政治参与——黎安友先后提及村民选举、人大的独立化和媒体监督③——则已经触及了民主的内涵。尽管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仍然被称为“威权主义”，但在“部分”的层面，已经有了“现代民主”的因素。因此，问题变成了：这些部分因素能否带来国家层面的自由民主化？ 黎安友显然认为很难，但大部分人却针锋相对。在季礼看来，所谓韧性，要么靠警察和军队维持，要么就会经历一个“民主的突破口”。④在这场争论的十多年后，除了早已有的村级选举，仍然没看到自由民主理论定义的普选和多党竞争等变化。季礼等人预测成功的机率已越来越小，那问题出在哪里？季礼列出的两类证据其实囊括了民主化研究的主流材料，但像他这样将经济社会数据与民主化建立直接因果联系，未免太简单了。例如，人均收入增长与民主化之间就隔了多重因果机制，既可以走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描述的那种“经济增长一自我表达-民主化”道路，也可能像2012年之前的阿拉伯国家那样，走“经济增长-社会高福利-稳固专制”的“资源诅咒”道路。至于观念证据，知识分子的话语和影响力也是两码事。 2007年，一位老牌媒体人指名道姓地批评美国的中国研究界误导了对华政策，因为大部分人要么相信和平民主化的“温柔剧本”，要么相信中国崩溃的“突变剧本”，而很少有人分析第三种情况：“中国融入了全球经济后却依然不民主，会怎样？”⑤的确如此，像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所说的精英外移、腐败和利益集团等问题⑥确实存在，但关键在于，接下来他能直接推出“崩溃”或者“民主化”的后果吗？如要真正深入中国内部，就必须将宏大叙事拆解为对不同群体和事件的深描，考察哪些原因变量具体如何作用，并判断中国政治在哪个层面上发生了何种含义的变迁。这也正是“威权韧性”之争后，学界后续研究的精华所在。 二、政治精英——新的结构，旧的观念 以政府官员为主的政治精英阶层，是对中国民主最具影响力的群体。对精英的派系和结盟分析早已成为解释威权主义的主流范式。不过，权力分散并不直接等于民主化，派别间的妥协可以带来民主，单个领袖同样可以启动类似的改革。所以，研究不能止于权力结构本身，还要深入各国精英的观念和意愿。 定量研究的发达使精英研究者开始对中国官员的各方面资料进行描述统计，⑦李成在2008年左右就将注意力放到了“第五代”——那些在十七大后任省部级要职，下一届可能进入中央的中生代领导干部身上。李对他们的民主潜力极为看好，在统计了103位第五代领导干部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海外经验等资料后，他描绘出了一个技术官僚地位回落，政法出身、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干部增多的大趋势。他甚至预测到，第三代领导人重视经济增长、第四代领导人重视社会正义形成的双重传统，使第五代人的政治立场分化了，加之他们对西方观念更亲和，这会促成一种两派的党内民主模式。⑧ 类似“派系民主”的说法流行已久，但其结论的可靠性取决于这些数据对精英行为的接近程度。新一代领导干部在背景上确实更加多元，但并未有人冒着有违党内团结的风险公开竞争，更没有制度化——2013年以后中央政府的重新集权就是证据。李成的数据库没有错，不过对数据背后的含义却需要进一步解读。例如，李成统计到干部中毕业于“政治科学”的人数是所有专业中比例最高的(21.4%)，而整个政法类专业更是占到35%，⑨他由此得出了“政法背景占主流”，乃至对自由民主亲和的结论。但我们知道，很多干部毕业于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或者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这些专业虽然在美式学科划分下属于政治科学，却以讲授主流意识形态、解读中央政策为主。⑩而即使是大学的政治和行政专业，其教材和授课也未必都偏向自由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拥有政治学学位能等同于支持自由民主吗？所以，有人认为如要真正了解中国政治精英的思想变化，以质性方法研究其认知过程更适合。 如果说黎安友的论文只是对精英观念的一个研究纲领，那么近年兴起的人类学调查方法，则在描述精英行动上更进一步。除了彭轲(Frank Pieke)的党校研究，兰普顿(David Lampton)的新著也是一例。他历经数十年记录了558次对中国官员的访谈，其中有32%的省部级以上官员、53%的中层干部以及15%的基层人员。(11)兰普顿将这些访谈分成政策制定、对外观念、军政关系和社会问题等类别加以列举，但除了概括出诸如“从个人专断到力量多元化”等派系分析早已得出的结论，在具体议题上的分析都不太深入，更像一本说明手册。或许这些访谈对美国智库界弥足珍贵，但对熟悉这些话语的中国政府和学界而言，需要的恰恰是理论分析，单纯的人种志是无能为力的。或许狄忠蒲(Bruce J.Dickson)说得对，此书的贡献在于推广了跨历史时段的访谈方法。(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