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马克思对人类未来世界的共产主义主张使马克思及其共产主义思想处于双重的尴尬境地，一方面，该主张使马克思作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背叛者，倒转了自由与劳动的关系；另一方面，使马克思构成了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对立面，破坏了民主制度的自由法度。就前者而言，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创造了“劳动自由”这一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前所未有的概念；就后者而言，马克思使自由平等化，让民主制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之中——总是潜藏着一种来自流氓无产者的威胁。甚至在自由民主制诞生之日，自由民主制就早已预见了来自这一“幽灵”的威胁。亚当斯声称美国需要“一个自然的谋略”，或者政府可以“按自然的简单原理树立起来”。①根据美国建国者们的供述，对抗幽灵是现代自由民主政治的本来使命，并且这一“幽灵”并不会因自由民主制的改头换面而不复存在。“在处于战争状态的古老欧洲的城垛上，夜幕仍然笼罩着‘围墙’，黄昏一直在它的周围潜行，这一问题仍然存在，伴随在一起的还有其他问题。”②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自由民主制而言，为什么始终存在一个“幽灵”。 一、马克思与自由民主政治 依据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现代性首先意味着政治现代性，“在这方面，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无疑是民主革命的到来”③。在此意义上，现代性肇始了一种新的社会类型——自由民主政制。可是，正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所看到的，民主的自由概念(一个如此重要的政治概念)与现实的自由民主政制好像从来没有进入过马克思的思想视野。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思想难题，如果马克思没有看到自由民主制固有的基本问题和困境，并且如果他的共产主义主张——人类解放——不能回应并解决这些问题和困境，那么他关于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就不会引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激烈震荡，同时，堪称“自由与民主典范”的美国也不会提前预判一种“幽灵”的威胁——是不是因为马克思直接戳穿了所谓的“民主的狡计”?“人类解放”在什么意义上取得了相对于自由民主制之“政治解放”的超越性，是德性，是本性(自然)，还是政治?不过，据说马克思的思想视野中没有道德、规范、政治这些必须加以破除的东西。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主张与自由民主政治之间好像没有一种内在的思想关联。这样的思想假象也同时影响了我们对待自由民主制的思想态度，我们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思考只是一种批判意义上的思想拒斥，以至于在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没能在思想层面上很好地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而这些问题对我们的当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政治哲学层面来分析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的基本问题，即政治现代性问题，从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式回应来说明马克思对自由民主制的思考与超越，从而指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主张正是通过回应自由民主制的内在问题(政治现代性问题)来缔造人类命运的最高可能性。 二、政治现代性及其问题 人类的现代性事业在不同的人类活动领域都展现了其伟大的功绩和成就，但在政治领域，现代性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我们虽然设计出了最适合人居住的房子，但我们也没有设计出那种最符合人类本性的制度，虽然有人声称某种制度是最符合人之本性的，但是该制度也没能取得每个世界公民的认同。与人类的现代性规划事业相一致，政治现代性正是指这样一种设计政治制度的现代性规划，它的本质就是依据现代政治自由原则设计出那种最符合人类本性的政治制度，这是古典政治精神——寻求最好的政治秩序——的现代延续，只是后者所倚重的是“政治德性”。 “现代性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让-雅克·卢梭的思想中。”④卢梭第一次察觉了自由民主政治的问题，即政治现代性问题。“卢梭以两种古典观念的名义来攻击现代性：一方面是城邦与德性，另一方面是自然。”⑤在卢梭看来，现代文明是一种冒险，历史好像走错了方向，相对于城邦而言，现代国家很像一个人造的产品，它已经突破了人的理性能力的自然界限，是无限制运用理性的结果，社会风尚和政治德性都“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我不断地遵循着这些习俗，而永远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⑥。现代国家已经使“大众”腐化，它已经丧失了城邦的神圣统一性。“在卢梭看来，公民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特殊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公民社会只有在具有自己的特性时才会是健康的，而这就要求其个性要由民族的、独一无二的制度来创造和养成。”⑦ 几乎自斯宾诺莎以来的所有政治哲学家都感觉到了回到“自然状态”的必要性，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人和政治的起源问题，同时也关系到对人和政治的本质知识，“‘自然的’研究旨在揭示自然的确切性质”⑧。但在卢梭看来，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卢梭的自然状态不同于古典自然权利理论，也不同于格劳秀斯的理性自然法所代表的“现代自然权利理论”。前者在关于“整体”的某种特别理解中强调自然的等级与秩序意义；后者模糊了文明人和自然人的界限，以文明人的角度来理解自然人，强调理性和自然的内在一致性，认为在理性指导下的人正是根据自然来行动。霍布斯“自然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共同体所必需的情感特征。“自然状态”为公民社会准备了它所必需的材料。 卢梭拒斥公民社会的自然性，但这样的拒斥恰好是以弄清楚自然人的真实形象为前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弄清楚人的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的区分，从该区分中，我们才能看清楚公民社会在何种意义取得了相对于自然人的文明性进步，进而我们可以弄清楚带来这个进步的原因。如果我们发现引导人类由自然人走向文明人的灯塔是政治或社会，那么我们就会明了政治和社会的基本性质——即什么样的政治或社会会带来人的文明性前进，什么样的政治或社会让人腐化。这样，自然状态以及人类的文明史才能成为政治或社会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根据政治或社会的基本性质来设计它们的基本制度。卢梭正是在人的“过去(自然)”和“现在(文明)”的区分中发现了人和政治的秘密，同时也让历史第一次成为政治的有机部分或内在维度。在卢梭这里，历史和政治之间展现了其固有的内在魅力——政治的本质乃是历史自身的产物，历史的意义只有在政治中显现。正是在这种自然人与文明人的区分中所形成的对政治本质的认识，使卢梭赢得了一个关于自由民主制的批判维度，指出了自由民主制的危机和政治现代性的内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