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叙述声音源头的叙述者之构成 任何叙述存在的前提是有一个叙述者，同时，任何叙述者存在的前提是有一个叙述，叙述和叙述者是互为存在条件的。这个道理很好理解，只有有了言语的主体，才可能有言语，同时，只有有了言语，言语的主体才可能存在。世界上有几十亿人，一部分不能进行语言表达的人永远都成不了表达者，因为没话语被他说出来。同样的道理，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言语，也就不存在任何言语主体，尽管这几十亿人照样存在。这与洛特曼对文本与语境、作者的关系的看法是同样的逻辑：“洛特曼认为语境并不先在于文本，是文本的前提条件；相反，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是文本创造了语境，包括所有在传播行为中的参与者”，“并不是作者创造了文本，而是文本创造了作者”。①由于这个原因，生活中的作者和叙述者的区别也就特别好理解，作者不等于叙述者。因为任何作者一旦开始叙述，他已经分裂出一个叙述功能。同理，一旦存在一个叙述，这个叙述的叙述者就不再可能等于作者。换句话说，叙述者只存在于叙述之中，而不存在于其他任何地方。我们只可能根据叙述去建构叙述者，而不可能在任何世界找到叙述者。叙述者不存在于实在世界，不存在于可能世界，也不存在于虚构世界。它不是一个形象，也不是一个人格，而是一个功能。如果把叙述功能进行人格化想象，我们就得到隐含作者。叙述者的唯一功能就是叙述，他是叙述的声音源头。由于“人的所有感觉、思维都是在符号中进行的，思维就是符号的衔接游戏”②，所以从符号文本就可以反推出一个思维形态，思维也只能通过符号反推。要建构叙述者，唯一的依托就是叙述声音。叙述者，只是一个比喻，一个声音源头的比喻。 因为叙述者只以声音源头的形式存在，所以我们就只可能根据叙述声音去判断叙述者的形态。叙述声音也可以叫做“话语”，其形态直接决定叙述者的形态。在一个叙述文本中，由于叙述声音可能来自多个不同的叙述主体，所以叙述者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形态，从本质上说，它是一个框架③，叙述声音可以来自框架中的任何部分，特别是在多媒介叙述文本中最为明显。例如一部纪录片，声音可以来自采访者、被采访者、旁白、字幕，甚至来自观众的二次叙述，等等。就是说，任何叙述，都不可能由一个主体独立完成，它必定是在主体间交互完成的。即使是内心独白，也要设想一个能够听见自己独白的自我作为接收主体，进行叙述的自我叙述出来的话语，必须让作为接收主体的自我能够理解，他就不得不考虑作为接收主体的自我的感受和理解能力。一旦内心独自的发送主体和接收主体能力不一致，自己说的话自己听不懂，人即陷入精神分裂。正常情况是，有多强的理解能力就有多强的叙述能力；同理，有多强的叙述能力也就有多强的理解能力。叙述者受限于叙述的文化框架。只有一种叙述宣称是例外，那就是“神谕”。即使是“神谕”，也要选择一种语言，不得不进入语言的文化框架之中。 黑格尔认为：“在古典型艺术里“神谕”毕竟还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其中人的个性还没有达到内在性(精神性)的最高峰，而只有在这种最高峰上主体才能完全凭自己的行动作出决定。”④就是说，对叙述者形态的想象和建构，至少经历了从“神”到“人”的认识过程。柏拉图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摹仿，真理存在于“理式”之中，“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⑤柏拉图反对诗人进入他的理想国，是因为诗人作为“人”的主体没有得到柏拉图承认，所以诗就与他说的那个作为“理式”的真理隔了三层。换句话说，柏拉图既不承认“诗人”具有独立精神，更不承认“诗”本身具有独立精神，诗就是对现实的摹仿，而现实又是对真理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虽然师承柏拉图，但是却为诗人做了辩护，承认诗人的主体性地位。他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诗人是“情节的编制者”。⑥亚里士多德所论的情节核心，是“事件的排列顺序”和事件的“因果关系”，而这二者，都掌握在诗人手中。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最大变化，就是叙述的权力被掌握在了诗人的手中，诗人有资格安排情节而成为叙述者。虽然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历史、史诗、悲剧、喜剧都是摹仿，但是摹仿的对象变了，是“可能”或“必然”的事，“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因而它既是对“行动”的摹仿，也是对真理的摹仿。现代叙述学的又一个重要变化，是以叙述文本为中心，“强调作者客观化和非个人化”，“要求消除小说里作家出面的一些明显的标志”。⑦布斯在做出上述判断的同时也认为，“作家的判断总是存在的”，“纵使作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他的伪装，他绝不可能使自己消失”。⑧在读者中心论崛起之后，仍然不可能去除作品而空谈读者。英伽登强调的是“必须区分文学作品与作品的具体化”⑨，伊瑟尔强调的是“本文与读者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⑩，姚斯认为“在这个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之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构成”(11)，他们都没有否定作者和文本的地位。简言之，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读者中心，都只是研究重心的偏向，并不意味着否定其余二者。 作者、文本、读者中心论的分别崛起，恰恰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一个叙述而言，每一个组件都是重要的，因为每一个组件都是叙述框架不可或缺的部分。当我们回过头来思考叙述者的时候，就会发现，各大理论所论的中心，都是作为框架的叙述者的一个部分。叙述声音可能来自框架中的任何部分。当然，由于叙述者本身的框架化性质，不论这个声音的源头在哪里，它必然通过框架叙述者这一个总渠道发出，故而叙述中的任何声音都可以认为是由叙述者发出的。但是，这样说并没有多大意义，完全不利于我们辨别修辞或结构意义上的声音差别，因此我们又必须悬置框架叙述者，转而讨论有差异的声音源头。即是说，虽然叙述者可以有多种伪装方式，但是当我们讨论修辞或结构差异的时候，我们宁可去谈它的伪装，而不愿谈那个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