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为文艺复兴时代确立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思想标本，我们的目光会自然而然地投向马基雅维里。这不仅因为马基雅维里曾供职于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写过《李维史论》①这样的共和名作；而且因为他也曾礼赞梅迪奇家族，并向其进献了《君主论》这样惊世骇俗的帝王宝鉴。倘把“王政—共和”的对分视为一种习惯性思维模式，则可以断定，没有哪位政治思想家比马基雅维里更充分地展示了“君主论”与“共和论”之间的矛盾紧张。在这个意义上，晚近共和主义思想史家波考克关于“马基雅维里时刻”的说法，堪称绝妙的隐喻，不管这个隐喻对于波考克本人究竟意味着什么。② 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基雅维里的赫赫名声，主要来自《君主论》。按照卡西尔的评点，《君主论》不是一部学究式的著作，相反，它落到第一位读者手里，“就即刻被付诸行动了”。③由于五花八门的丑恶行径都可以在这部“厚黑学”中找到依据，所以，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些理想主义者就斥责说，马基雅维里乃“背信弃义者”、“魔鬼的走卒”、“野心和报复的祖师爷”，不啻是“狡诈”、“虚伪”、“残忍”、“罪恶”的代名词。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中借葛罗斯特之口表达了这一看法： 我有本领装出笑容，一面笑着，一面动手杀人；我对着使我痛心的事情，口里却连说“满意，满意”；我能用虚伪的眼泪沾濡我的面颊，我在任何不同的场合都能扮出一副虚假的嘴脸。我能比海上妖精淹死更多的水手，我能比蛇王眼中的毒焰杀死更多对我凝视的人。我的口才赛过涅斯托，我的诡计胜过俄底修斯，我能像西农一样计取特洛亚城。我比蜥蜴更会变色，我比普罗透斯更会变形，连那杀人不眨眼的阴谋家也要向我学习。④ 但是，在经历一阵过分的贬损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7世纪的英国共和派人士几乎众口一词地褒扬马基雅维里。哈林顿把古典共和治国纲领概括为一种以公益为目标、以法律为准绳的“经伦之术”，并认为马基雅维里是所处时代“唯一追求古代经伦之术的人”。⑤在《大洋国》一书中，他提到马基雅维里的名字多达40余次，可见这位《李维史论》的作者在他眼里的显要与尊贵。按照哈林顿等英国共和派思想家的看法，马基雅维里热爱自由，同情人民，忠心报国，既有良好的个人品行修养，更深刻阐发了优善的国家治理之道，实为共和主义的思想楷模。于是就有这样的翻转：从前，“马基雅维里”是骂人的用语，现在，则成了一种荣耀的代称。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这样的变化差不多每隔一个世纪就要来一回，也算是一大奇观。 20世纪后半期，为了矫正过分张扬“权利”的自由主义叙事模式的偏颇，共和主义思想史家波考克通过悉心考证，完整地勾勒了一个由亚里士多德奠基，为西塞罗、波利比乌斯、普鲁塔克弘扬，再经马基雅维里、哈林顿、弥尔顿、卢梭等近代欧洲思想家阐发，一直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落地生根的宏大的共和主义政治文化传统。⑥他用“马基雅维里时刻”隐喻这一传统的嬗变，并突出强调了“德性”在这一传统中的核心地位。⑦如是，马基雅维里就被描述为一个公民美德和公民参与的积极倡导者。另一位共和主义思想史家斯金纳的观点大致相仿。按照他的看法，文本研究或许无法证明，历史上的每一位共和作家都认为公民政治参与本身具有内在的“目的论”意义，但是，只消指出公民政治参与对维护健康公共生活和促进个人自由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论”价值，也足以显示共和主义诉求公共精神和积极公民是多么重要。⑧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即可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斯金纳指出，用“宣扬邪恶”来概括《君主论》的主旨已显庸俗；⑨而将《李维史论》的“自由理想”撇开，就更加片面了。⑩毋宁说，“所有人都必须培养政治美德并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一种公共服务的生活”，才是马基雅维里心目中的公民共和主义理想。(11) 但是，将马基雅维里释义为公民共和主义理想的代言人，能否展示这位风云思想家的全貌？卡西尔早年曾作过一个重要提示，即必须对马基雅维里“其人”和“其说”严格地加以界分。就人格而言，马基雅维里率直、坦诚，是一位深明民族大义的爱国者；然而，仅凭人格去揣度其学说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就算考究其学说，也不好过分倚重《李维史论》。卡西尔认为，马基雅维里因《君主论》而被扣上一顶“非道德主义者”的帽子，至少表明，他一改传统政治学的理想主义风格，而确立了某种经验式的或科学化的政治分析基调。(12)由此可以发问：在这样的基调下，看起来仍被马基雅维里使用的“德性”语汇是否还保留着它的古典原意？如果“德性”的古典原意在《君主论》中已发生深刻改变，那么，这种改变是否与《李维史论》的价值取向存在冲突？《君主论》与《李维史论》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把马基雅维里看作邪恶布道者是一种老派论点。但施特劳斯认为，一种论点既为老派，也就自有其根据。遍布《君主论》字里行间的那些诡道权术，即是明证——图谋占有他国领土的君主，应对这些领土原来的统治者满门抄斩；真正的恢宏气派表现在对自己的财产吝啬小气，对他人的财产慷慨大方；加害于人的时候，须坏事做尽，如此，伤害的余味便转瞬即逝，所带来的痛苦也较轻；而施惠于人的时候，则应细水长流，一点点赐予，这样，恩惠就能更深切地为人感受和铭记等等。(13)不过，施特劳斯也注意到，以《君主论》为王者出谋划策只是马基雅维里的一张面孔，此外，他还有借《李维史论》宣扬共和精神的另一张面孔。问题是，两张面孔见于同一个思想人物，该作何理解？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里阐发了其政治学说的“整体”，而《君主论》则仅仅探讨了这个学说的“一部分”。因此，“《君主论》隶属于《李维史论》”。(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