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动员:一种研究民粹主义的新方法

作 者:

作者简介:
(美)Robert S.Jansen,社会学博士,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密西根 安娜堡 48109

原文出处: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人们对民粹主义的概念历来众说纷纭,但是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政治动员手段可以有效避免在概念上的模糊和分歧。这种政治动员手段就是民粹动员,它通过持久的政治运动和民粹主义的话语体系发动大众动员,将团结一致的“人民”置于某种对抗反大众“精英”的纵向关系中。通过民粹动员的方法研究20世纪中期拉美的民粹主义,能够更好地阐明这一时代的政治形势,同时也可以为今后的研究指明一个新方向。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5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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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5)02-0012-07 DOI:10.3969/j.issn.1671-7155.2015.02.002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新民粹主义”作为描绘拉丁美洲一种新型政治家的术语,在学术讨论中首次亮相。伴随着20世纪拉美政治选举中的“向左”转型,这一术语开始广泛传播。近年来,这一术语也被用在西欧右翼政治家以及东欧和前苏联共和国等一系列广泛的政治运动上。最近几年,民粹主义已经开始被用于描述当代美国政治,如用它来描述诸如拉什·林博等右翼评论家的言行、民主党的草根动员及2008年以来的茶党运动等。

       关于民粹主义的概念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难以清晰界定。但是,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一种政治动员工具,因此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政治手段可以有效避免其在概念上的模糊和分歧。民粹主义不应再被仅仅限定为一种运动或者政权类型,而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寻求政治支持的灵活方式。将民粹主义重新定义为民粹动员解决了原有概念上的困难,同时也为比较研究提供了新途径。

       一、原有的民粹主义研究方法

       在过去50年中,各个学科的学者不仅在如何更好地解释民粹主义历史起源这一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而且对民粹主义的概念也无法达成一致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研究明确了研究者们对民粹主义的定义,但这些定义却又千差万别。关于拉美民粹主义的学术研究有三个相对宽泛的“代际”(generations)划分,每一个代际中都存在一些大体上的相似之处。

       1.第一代民粹主义研究:结构主义

       第一代民粹主义学术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70年代,是被现代化理论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潮流所推动的。这一代的学者通过关注民粹主义联盟的经济决定因素来试图理解支持诸如庇隆和瓦尔加斯等典型的民粹主义者的社会基础。早期绝大多数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利用了现代化理论①。一般来说,他们试图找出能够解释被社会动员起来但在政治上仍没有组织起来的大众和精英阶层中能胜任领袖角色的少数人之间结成民粹主义联盟的发展条件。民粹主义政党被认为是这种联盟的政治表现。

       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或多或少都同意在社会意义上定义民粹主义的重要性,认为其根植于生产关系和市场状况。从这方面来讲,它们将民粹主义看作是基于20世纪中期外部发展环境的。尽管它们后来经常被嘲笑是实用主义的、物质还原主义的,或者否认民粹主义支持者能动性的,但这些理论仍有理由需被重视。首先,它们对于民粹现象严密的阐述与那些几乎没有分析效用的宽泛定义相比是一大进步。其次,它们指出民粹主义不是“大众”的一种特性,也不是可以简化成某一单一人格的特点,而是存在于领袖和支持者之间的关系中。最后,它们强调和重视大规模社会变迁造成的系统崩塌,这一点甚至作为能动性和文化问题被放在了突出位置。

       同时,结构主义阶段也有其不足。首先,它只关注阿根廷和巴西这两个案例,而且也很难超越这些案例。其次,它倾向于将阶级和社会团体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假定团体的形成是一个毫无争议的过程。这一设想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即民粹动员本身可能就是它所依赖的大众支持的社会基础的构建者。再次,这一阶段直接从社会环境跳跃到了政治结果上,认为从一个转化到另一个转化是毫无争议的。意识、组织以及动员在这些政治结果产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几乎没有讨论到。这一跨越加深了这样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即“大众”是一种很容易被操纵的工具,也促成了这样一种印象:政治学是社会动力学的一个附带现象。最后,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倾向于将民粹主义限定于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这与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非常态现象(社会有机运行中的一种失灵)的功能主义相一致。

       2.第二代民粹主义研究:话语和能动分析

       20世纪70和80年代,修正第一阶段结构主义错误的第二代民粹主义研究兴起。它采用了一种解释性的方法,试图理解为什么支持者会跟随民粹主义领袖,它提出:民粹主义并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操纵,同时也不是简单地由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一部分学者通过关注民粹主义者的语言来理解这一问题,另一些学者则强调民粹主义追随者的作用。在这两者中,话语分析方法(discursive approach)是最突出和最有影响力的②。它试图回答一个前一阶段大部分研究者都保持缄默的问题:对于民粹主义政治家的支持者来说,民粹主义话语的诱人之处是什么?该方法关注人格特性的产生和接受、宣传以及民粹主义领导人的演讲。毫不奇怪,它受到了文化转型同情者最热烈的欢迎。一小部分学者强调民粹主义获得支持的能动性基础③。这些从主观能动角度进行分析(agentic-interpretive)的学者不是将民粹主义理解为一个阶级联盟或者话语方式,而是一种集体行动。尤其是作为对“民粹主义是对经济变化的非理性回应”命题的回应,这些学者试图找出民粹主义支持者的利益,评价他们对于政治行动有限的选择。这种方法将民粹运动描绘成是得到允许的、主观能动的、理性的,也是变革的动力,而不是非理性和保守的。

       话语分析方法和主观能动分析方法尽管存在很大差异,但都是对前一阶段结构主义无法对如何从社会环境过渡到政治结果进行说明的回应。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点。话语分析方法通常关注民粹主义的理念、主观性和文化因素。主观能动分析方法认为民粹参与不能被解释为脱离传统社会控制的非理性大众情绪上的狂欢。这一点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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