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借鉴与传播:构建比较政策学的核心研究领域

作者简介:
(美)吉塔·斯塔奈哈姆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国际与跨文化研究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比较与国际教育协会主席、世界教育年鉴丛书主编

原文出处:
比较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以概览的视角回顾了在教育政策借鉴与传播(policy borrowing and lending)研究中的主要议题和趋势。政策借鉴与传播是一个在学术上依托于比较教育学和公共政策学的研究领域。在比较教育学中,针对“旅行式改革”(travelling reforms)、全球化教育政策的探索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本文主要描述了政策借鉴与传播研究领域的历史,并讨论了四个新的研究趋势:第一,由双边框架向国际标准框架的转变;第二,学者们开始关注各国系统与个案背后的逻辑;第三,政策图景(policyscapes)概念对研究方法论的启示;第四,政策映射研究,即借鉴他国教育政策时的本土解读。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5 年 07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5)04-0007-08

      本文在广义上讨论教育领域中的全球化进程,并客观、具体地分析了不断在全球各地兴起的“旅行式改革”(travelling reform)。全球化进程通常被视为一个去地区化(deterritorialisation)进程。其中,全球化研究的本质是调查跨国间的资金、信息、理念流动,而比较教育研究则关注不同文化背景间教育改革的相互影响。

      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教育改革相互影响,跨国间存在“旅行式改革”现象,这究竟是好是坏,一直众说纷纭。学界许多研究者非常担心我们在渐渐趋同于一个固定的国际教育模型,而逐步放弃对优质教育的本质概念。这些学者们将全球范围内政策借鉴与传播(policy borrowing and lending)的扩散归咎于各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角色。这些机构向各国政府推荐一系列自己所推崇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但是,另外一些学者则大声为“旅行式改革”叫好,因为他们假设这些改革代表了在各国间成功移植的最佳实践与国际标准。这类分析家视政策规划为一个理性任务,认为政策转移证明了经验总结,因此是通过有数据支撑的政策规划所得出的较理想结果。毋庸置疑的是,有关政策借鉴与传播的研究充斥着各种激烈的观点。2012年,《世界教育年鉴》出版了《政策借鉴与传播》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时机来回顾政策借鉴与传播这个比较政策研究中的核心领域。本文试图超越直白的是非判断,描述和分析在全球化时代下的政策借鉴与传播。

      一、比较教育学和政策研究学之间的联系

      一直以来,那些有关“旅行式改革”的关注相较于其他研究课题更有效地描绘、证明了比较研究学的学科本质与必要性。从方法论上来说,任何跨国的改革研究都从定义上属于比较研究。作为两个不断成熟的大型学科——比较教育学和政策研究学的交集,“旅行式改革”吸收了两大学科的研究传统。这两个学科的研究传统从本质方向上是跨学科的,并且通常吸引了许多活跃于全球化与政策转移(policy transfer)等研究的比较政治学、比较社会学学者。

      与此同时,比较教育学和政策研究学之间又有显著的区别:比较教育学是跨国研究,而政策研究学则是跨行业研究。简而言之,比较教育学最突出的特点是研究本地政策在国际发展大背景下的情况。

      政策研究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学者们通常乐意吸纳各个不同行业的讨论,这些内容包括社会政策、环境政策、私企政策、非营利与非政府机构政策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学科间的相互嫁接是十分必要的。比较教育学和政策研究学这两个学科的交流对双方都有益,并且能够弥补各自研究传统上的概念缺陷。由此,一个积极的结果便是鼓励比较教育学内部的讨论更广地接纳政策研究学的理论。这些理论往往是由多个行业内的情况总结而成,通常不限于政府政策和教育领域。同时,政策研究学也能从比较教育学的视角受益,特别是以比较的眼光来审视与挑战政策分析领域常常会产生的国别主义和狭隘主义。

      各类改革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速度实在惊人。无可厚非的是这样的现象增加了学界对了解政策制定者们为何及如何吸纳少数跨国知识库信息的兴趣,特别是比如经合组织(OECD)、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IEA)、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各个系统、层次、教育分支领域内的改革都是惊人的相似。即使跨越了不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程度的国界,我们也会在不同的教育层次发现:人均教育拨款、高等教育中的质量保障、终身学习、自主学习等改革讨论,从蒙古乌兰巴托到德国柏林、从美国安克雷奇到南非开普敦,各地所推行的改革发展非常一致。政策制定者们开始毫无原则地将这些改革统称为“教育界中的最佳实践”或者“国际标准”,就好像早已形成了一套被明确定义并共享的标准、政策与实践方针。然而,教育界中这样的“空想全球化”(imagined globalization)和那些为了向同地区、各共同教育空间内其他教育系统进行融合和一致化的压力,已经严重影响了各国的改革议程设定。[1]

      二、努力了解本地政策语境

      2012年出版的《世界教育年鉴》聚集了比较教育中知名的学者一同对政策借鉴与传播进行反思。书中作者们的共同兴趣不仅仅是比较政策研究,人们也都具有相似的解释框架(interpretative framework)和研究方法,以帮助他们关注“旅行式改革”的本地意义、改良内容、语境重构过程。这些学者系统地采用了一个能解释本地政策语境(local policy context)的视角,从本源中探寻为什么“旅行式改革”、“最佳实践”、“国际标准”会在世界各地被引入。对于这些学者来说,“旅行式改革”并不一定是理性借鉴的结果,而往往由政治和经济因素决定。这样的解释框架就直截了当地反驳了那些所谓的“常识”:认为代表着最佳实践的改革就是已经有过验证的成功经验。

      将本地政策语境作为政策转移的基本分析单位,大大增强了政策借鉴与传播过程中媒介、步骤、影响、时间等因素的重要性。对政策借鉴与传播的研究大多是由一个起初看起来非理性或者自相矛盾的现象诱发。当我们所运用的解释框架主要关注跨国间政策吸引力的“社会逻辑”(socio-logic)或者政策借鉴与传播的政治经济原因时,这些不一致的现象往往是可以理解的。[2]因此,学者们应该仔细研究的是本地政策语境。正是这样的语境内容能为我们提供线索以探究为什么“旅行式改革”会在各地产生共鸣,这些改革都试图想解决什么问题,而它又争取到了哪些政策角色的支持。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