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认为西方思想史自古希腊起对于语言的思考，只是以“语言是某物”的方式在研究“语言的本质”，但却并未真正探问“语言之所以是语言”的“语言本质”。在诺瓦利斯、荷尔德林诗作的感召下，海德格尔将“语言本质的整体命名为道说(Sage)”，即开始神思语言对于在场的庇护(242-71)。由此，促成了语言存在论及其对于主体性文论研究范式与理论的根本性冲击，从而催生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论乃至后现代文论模式。梅洛-庞蒂对于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皮亚杰等人的创造性借鉴则促动了结构主义文论在法国的产生与兴盛，但是，其研究同样暴露出结构主义局限于共时层面的缺陷，从而启发了德里达、福柯等人对于自我生成的解构性回溯。①这种复杂的悖论关系表明庞蒂并非只是简单顺应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而是深入探析了语言的裂变(écart)并在其中拆解了“我思主体”的形而上学基点，从而为文学研究开启出逾越笛卡尔式绝对自我之局限的视域。这种做法和姿态既在相当程度上启发了结构主义等文论模式搁置文学经验，转而强调非个人化规则系统的趋向，同时又能与之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为我们批判性地借助结构主义的思路与方法探入“未经反思的文学经验”开启了可能。 一、对于传统语言观的批判 梅洛-庞蒂明确批驳了意识哲学、笛卡尔传统对于语言一贯的怠慢与轻视：将“语言—符号”置于意识、表象之间，也就使其受制于这两者，进而认定了语言所表达的意识具有着优先地位。语言这种低下而尴尬的地位是由意识哲学的结构决定的：“人们认为意义超越于符号之上，如同思维原则上超越声音或者标记，人们认定意义内在于符号，因为一个符号一旦获得其意义，就不能在它与我们之间置入含混，甚至不能引起我们思考：符号似乎只有一种提示作用，符号提醒听者必须考虑内蕴于它的思想中的另一种思想”(Merleau-Ponty，Signes 53)。语言因此只能是等而下之的工具或曰手段。 康德的有关论述集中阐发了这一传统对于语言的认知。在康德哲学构架中，只有“关于外部对象世界(d’un monde d’objets externes)和关于内在感觉状态(des etats du sens intime)”这两种类型的经验具有先天结构，包括语言意识、他人意识等等都是与后天内容的杂多联系在一起，只处在派生地位，“所以语词只不过是一种声音现象，外在经验的一个环节而已，附属性地添加并连接于某种含义，即某个概念”(Merleau-Ponty，“Lastructure”185)。显然，语言于此只是被视为意义的载体，或者说，意识的外在附属品。 早期胡塞尔也没有走出这种视语言为工具、客体、对象的困境，甚至直接将现象学的任务规定为构建“一种本相语言学”(Merleau-Ponty，“Parcours deux”103)，从而引导语言学家们据此研究语言逾越时空的绝对本质。这种企图继承着笛卡尔、康德等人的语言观，继续追逐着“纯粹语言的幻象”(Merleau-Ponty，“The Prose”3)，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胡塞尔会在《逻辑研究》中不厌其烦对众多语词的本义进行追本溯源的探究，进而试图给出一个清晰、明了的定义，这种力求精确化语词含义的做法其实是为建构普遍语法奠定基础。通过这种静态地构拟语言本质的做法，就可以“像一个观察者对待客观对象一样对待语言了”(Merleau-Ponty，“Parcours deux”107-108)。胡塞尔所向往的普遍语法，不过是被构想出的一种语言的理想形态。普遍语法的基础就是承认逻辑的优先性，即认为语言根源于一种逻辑结构，这就是语言的本相，而现实交流中的语言只是对于这种语言本相的具体演绎。因此，在探讨语言事实时，必须寻求这种语言本相，并从这一基点出发来阐明语言。胡塞尔的做法预设了一种完满的形式语义学，但却回避了语言真实的活动状态。 显然，从笛卡尔到早期胡塞尔，语言作为意识的附庸、思想的工具这一基本观点并没有太大的改变，甚至可以说得到了妥善的继承。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其实是在这一观念的指引下对于其不出意外的佐证，例如机械论心理学与理智主义心理学，在根本上都倾向于将失语症患者的病因归于失去了把直接感觉材料归入一个范畴的一般能力，即从范畴观点退回到了具体观念：失语症患者无法将实验物品按照色彩的不同进行分类，特别是最后关头的失败(例如将浅绿色的带子归于蓝色)，正说明患者无法始终如一地坚持分类原则，失去了通过词语提取物体一种本质的范畴能力。尽管机械主义心理学习惯于强调病人失去的是“词语表象”，而理智主义心理学更习惯于强调病人失去的是范畴归并能力，但是两者的理论基础都是“语言取决于思维”，即认定词语后面有一种范畴活动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给予词语本身不曾拥有也不可能有的意义，换言之，思维有一种意义，词语仅仅是一个空壳。因此，语言就只是一种有声的现象，或者说关于这种现象的意识、思维的外部伴随物。 对于这种语言观进行批驳，不仅是对于意识哲学的批判，而且有助于促动实证科学的发展，这种特殊贡献得益于两个支点：一是对于后期胡塞尔哲学思想和索绪尔语言学的继承，及其对于两者的融合；二是从“身体”出发，突破既定的语言观念，探入“活的语言”。这种努力与海德格尔“语言说话(Die sprache spricht)”(1-27)之宏论保持着一种平行性，相比于海氏所凸显的“语言对于存在的敞明”，庞蒂则关注了语言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