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术界重新兴起对国家的研究兴趣，国家学派形成，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是其重要的研究内容。国家能否形成其独立偏好并成功实践，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方向和成败。在实践当中，有一些国家成功具备了自主性并实行了干预，比如20世纪50-70年代的日本；还有一些国家被束缚在社会网络之中，无法推动社会经济转型，比如印度。因此，国家何时具备自主性、何时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回顾国家自主性的相关研究，围绕三个问题比较和梳理，总结其发展趋势。鉴于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复杂关系，①本文的侧重点是国家自主性，但也会涉及国家能力的相关研究。 一 国家自主性：国家的固有属性还是国家与其他力量博弈的结果？ 研究影响国家自主性的因素，首先要明确国家自主性本身的性质。有一些研究认为，国家自主性是国家的固有属性，因而也是普遍的，是所有满足条件的国家都一直具备的；有的研究则认为，国家自主性是变量，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特殊的，能获得也能丧失。 1.普朗查斯和米利本德的相对自主性研究 普朗查斯和米利本德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两人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做过重要研究。两项研究都侧重从规范意义上考察国家自主性，都倾向于认为国家相对自主性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普遍特征。普朗查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环节的特点决定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相同，不需要政治因素进行干预即可顺利运转，因此政治环节脱离了直接的经济内涵而获得了相对独立性。②米利本德认为，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维持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如果国家仅仅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国家无法做到超越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灵活地行使阶级的任务。③因此，新马克思主义或从结构上认为国家必然具有相对自主性，或从统治需要上认为国家应然具备相对自主性，但很少观察现实政治中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相对自主性的条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他们的研究中，即便这种自主性具有普遍性，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属性，但这种自主性最终仍然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国家具有的只是相对自主性而非后面斯考克波所说的完全自主性。 2.诺德林格的民主国家自主性研究 与新马克思主义相似，从诺德林格的研究来看，整体上，民主国家自主性是普遍的。诺德林格专门研究了民主国家的自主性，认为民主国家有很多自主性提升的机会和能力，能够抵消大部分与国家偏好不同的社会偏好，④因而，国家或者能够逆社会偏好而行动，或者能够将社会偏好转化为与国家偏好一致，国家拥有显著自主性。诺德林格的论证角度主要在公共政策决策官员身上。他总结了一系列决策官员能够采取的提升自主性的战略，⑤并分析了在具有不同社会结构、不同政治制度安排的民主国家中，为什么决策官员都有采用这些战略的机会和可能。比如，诺德林格认为，虽然美国的权威呈碎片化和分散化，导致社会力量有更多机会影响国家，但这不必然损害国家的自主性，因为社会行为者的小团体与国家官员个体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⑥他的结论因此被斯考克波认为是“乏味”，因为国家自主性仅仅成了“政治领导力的创造性练习”⑦。 因此，诺德林格的结论实际是，无论社会如何企图对国家施加影响，决策官员都有机会和能力采用策略，化解这些影响，提高国家自主性。这本质上与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无区别，两者讲的都是国家在理论上拥有自主性，有能力拥有自主性；只不过两者对国家的定义不同，诺德林格将国家定义为决策官员的集合(在后面会提到)，新马克思主义视国家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3.国家学派和米格代尔的研究 国家学派鲜明地提出，国家自主性可能获得、可能失去。斯考克波提出的完全自主性超越了资产阶级利益的束缚，是高度自主的，因而也不是国家恒常具有的性质，而是受历史传统、国内国际环境、社会结构、政策领域等多个因素的影响。以美国农业部为例，它借助危机获得自主性；而当利益集团的力量过大，它的公共政策再也无法成形。⑧米格代尔也描述了社会力量是如何制约国家自主性的。国家因无法在领土内制定单一的规则，受制于地方强人，国家因而缺少自主性，无力进行社会控制。⑨ 4.小结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到，对国家自主性的理解逐渐从国家的不变属性这一常量转变为受其他因素影响的变量。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之所以认为国家相对自主性是普遍的，是因为它们没有考察现实中其他因素对国家自主性产生的影响；而诺德林格的研究特殊性在于，他引入了社会力量，并承认社会力量有能力对国家施加影响，但是最终的结论却是，民主国家有机会凭借决策官员采用自主性提升策略化解社会施加的影响并拥有自主性，因此其自主性也是理论上的和普遍意义的。如果对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言，国家自主性是国家的基本性质，那么，对诺德林格而言，国家自主性是民主国家决策官员化解利益集团压力的功劳。诺德林格研究令人遗憾的地方在于，他无法说明国家自主性是民主国家官僚特有的本领，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些官僚有机会采取这些策略。如果他能够更充分地证明是民主国家特有的因素，比如政治制度，决定了其决策官员有机会采用自主性提升战略，那么他的研究会更有启示意义。 但是普朗查斯、米利本德和诺德林格都无法解释国家自主性现实当中时有时无的变化，这一点恰恰是国家学派首先做到的。斯考克波就明确指出，研究国家何时具备自主性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⑩要解释变化，就要考虑影响变化的因素。斯考克波总结的影响国家自主性变化的因素有历史传统、国内国际环境、社会结构、政策领域等。换一个角度来看，按照这些因素起作用的方式，可以将它们分为两种。第一，不经过社会直接施加到国家本身的因素，比如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国际制裁，都可能直接刺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国内国际环境属于这类因素。第二，通过社会力量作用到国家的因素，比如利益集团、地方强人的游说和反抗，社会结构就属于这一类因素。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对从国家—社会关系角度展开的自主性研究做简要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