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227(2014)04－0098－06 正如威尔逊所言，在整个19世纪，社会科学像新生的暴发户和新封的爵士一样涌现出来。[1]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快速发展于“二战”以后的政治社会学，着重研究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政治行为的社会依据，以及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社会环境，它“特别强调：对于政治现象的分析要建立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之上，要将政治现象置于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2]政治社会学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在每一阶段都关注相对集中的特定问题。[3]但政治社会学从来不是封闭的知识领域，不能将政治社会学同它所成长于其中的持续过程分割开来。[4]可以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社会学，虽然它的学科历史并不久远，但作为知识传统的政治社会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从那时直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属于政治社会学的古典阶段，本文即是对这一阶段政治社会学的学科史考察。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的考察虽说是以社会学思想史的视野来进行的，但这也很难排除其他学科(诸如政治哲学或政治学等)视角的渗入，因为正如法国思想家图海纳所说，考虑到“主体”这个概念是由政治哲学创造并由政治哲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就决定了政治哲学也就成为社会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5] 在罗素看来，希腊文明的兴起是全部人类历史中最使人感到惊异和难于解说的，[6]以至于至今人们还满足于这种惊叹并饶有兴致地谈论希腊文明的天才，这当中最为著名的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在正义的基础上统一了政治和社会，认为政治就是要追求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7]他把政治和社会看成是一个系统的整体，一个功能互补的体系，他认为“当一个国家最最像一个人的时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这好比一个人的手指坏了，整个身心都能感觉到，[8]这是一种真正的政治社会学的思考方式。作为放大了的个人，社会有着固定的阶级阶层结构和职业结构。他从人的三种灵魂(理性、意志和情欲)出发，相应地推衍出三类人：哲学家、武士、农人和工匠，他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的三个阶级。他认为，社会起源于人的需要。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有许多需要，这些需要不能靠自己来满足，所以，人类必须结群而居，互相帮助，社会分工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最好途径，实现社会分工就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可以认为，从人的需要的满足出发，发现社会分工这个社会事实并指出它的社会意义，以及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平等而造成某种类型的阶级斗争，这是柏拉图在社会思想史上的贡献。 对于政治社会学来说，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成为人类思想史中一直具有重要影响的许多原则的根源”[9]。以下几个方面是他提出的非常重要的政治社会学传统知识：一是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基本的政治社会学命题；二是论述了城邦社会的产生过程；三是提出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最理想的政体；四是探讨了平等和不平等的政治后果；五是开创性地使用了比较和归纳法，在比较了古希腊的各个城邦后，指出政治社会文化条件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政体。可以认为，这样一种将政治现象置于广阔的社会大背景中的研究方法，奠定了政治社会学研究方法和学科态度上的重要基础，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学属性。西方著名政治社会学家李普赛特非常看重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并将这部著作作为他的《政治人》分析框架的核心。[10]可见，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探究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是政治社会学的学科精神，而这种精神就是由亚里士多德首创并得到运用的。 以上的分析是在哲学意义的伦理范畴上来分析和探讨社会政治现象的，这虽然和作为政治社会学的母体学科——社会学的客观性要求不相吻合，再加上从古希腊的语源而言，但凡人类共同应对某些事务的活动本身即为“政治”，这导致政治的社会属性或社会的政治属性混淆不清。[11]总的说来古希腊时期，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思想家的观点构成了政治社会学的早期知识传统，这些知识传统为该学科后来的发展提供了路径和方向。 “中世纪”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时期，在许多后人眼里，它象征着黑暗、专制和落后，但如果说在中世纪里的确存有这样一段黑暗的话，那么这正是黎明前的黑暗。 美国学者斯特龙伯格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指出：“与过去的看法恰恰相反，中世纪不仅是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的苗圃，而且在技术上也是颇有成就的。另外，中世纪在其他方面看起来也似乎具有惊人的现代性，让我们想到西方思想在本质上具有连续性。”[12]到13世纪为止，大学已经成型，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是当时大型知识活动场所。在中世纪，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古典文明得到挖掘和保存，文艺复兴的曙光不久便重新照亮了西方文明。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文明在对古典哲学、政治学等各种思想渐次吸收和接纳的过程中，形成了人类思想库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基督教神学政治观。[13]必须承认，它同样是人类思想宝库中宝贵的文明成果。在中世纪，人们相信上帝一定会给人类一个由他精心设计的世界，这个世界一定能按“自然的理性法则”进行解释，于是，人类就获得了一种自信的信仰——让人类的知识回到自然一致性的信仰，这成了现代世界思想方式的前奏和背景。[14]以此来看，中世纪正是这样一个继承、过渡和创新的年代，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一段不可或缺的历史。从政治社会学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也是其学科发展重要的一个阶段。和基督教神学相适应，中世纪的政治社会学学说集中表现为神学政治观，这是因为中世纪神学的既定框架部分地继承了古代政治学说的结果。正如斯特隆伯格所指出，在13世纪，更多的知识流入欧洲，当时影响最大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