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三朝是传统中国历史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国内外学术界不仅先后提出了唐宋变革、宋元鼎革、明清转型诸说，而且跨越断代、总体把握近千年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成果，也不断涌现。其中，草市镇长盛不衰、大都会此起彼伏、市场结构急剧变动，纸币显而复隐、铜钱废而复行、白银用而不铸，构成了这一时期市场—货币史延续、变迁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①恩师李埏先生深入分析魏晋以至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与货币流通格局，对唐代“钱帛兼行”、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宋代“钱楮并用”，均作了精辟分析。承蒙李埏先生精心指导，我曾对宋代白银货币化进行了初步探讨，完成了博士论文。并继而主持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明城乡市场的发展与货币流通格局的演进”(批准号05BJL052，结项证书号20120567)。值先生百年诞辰，重读先生不刊之论，更觉受益之深，感慨良多。此不揣浅陋，冒昧沿宋代钱楮并用货币流通格局确立之后，宋金元时期传统市场结构与货币流通格局演进的关系，作一简要梳理分析，以纪念先生百年诞辰。 一、区域市场网络的形成与“钱楮并用”的确立 传统中国历史上，草市镇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坊市制度的终结，是研究传统中国城乡市场与货币流通无法回避的首要课题，也是研究11～14世纪市场史、货币史最重要的历史起点之一。学术界对此已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研究。这里需要进一步阐述的是，9世纪以降，以草市镇为代表的乡村市场，与区域内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市场之间，联系与交往更加密切，不少地区形成了“城乡交相生养”的互动关系：“城郭乡村之民，交相生养。城郭财有余，则百货有所售；乡村力有余，则百货无所乏。”而城市对于维系日益扩大的城乡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城郭之民，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货，以养乡村。”②在条件具备的地方，不仅城乡之间的交换日益活跃，而且城与城之间的“市”——商品流通和交换，也随之发展起来。市场在逐步渗入农村的同时，通过“城与乡”—“城与城”—“城与乡”的联系，形成了一定区域范围内，不同地区、不同政区城乡之间持续的商品流通，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区域市场体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区域市场上，小生产者的货币——铜钱不仅适应了他们细碎、零星的日常小额交易的需要，而且能适应小生产者季节性商品销售与常年购买商品的需要。因为铜钱以其自身的金属价值，保证货币不因生产和消费周期的不一致而贬值。在铜钱不足的时候，即使改用铁钱也没太大关系。只是铁钱略重，行之不远，单日一次往返的距离——市场半径比使用铜钱更短一些而已。这也正是四川的草市镇不仅发达，而且密度更高、数量更多、相间距离更近的原因所在。可是，把小生产者的商品集中起来，转运到城市市场中经营、贩卖，小生产者的货币——铜(铁)钱却显得笨重不便。宋太祖问身强体壮的御前侍卫周仁美：“力能负钱几许?”周仁美勇敢地声称能“胜七八万”。可太祖却忍不住脱口而出：“可惜压死!”既而赐钱，“止命负四万五千”。③诚如李埏先生所言：北宋初年的四川区域市场上，由于铁钱单位重量与单位价值之比更低，批量商品流通、大额资金的调度经营，所面临的矛盾更加尖锐，钱楮并用的货币流通格局，率先在此萌发。④ 面对货币流通中的尖锐矛盾，人们一方面大量贮藏铜铁钱以备不时之需、积累财富，把笨重的铜铁钱委托存放于柜坊、邸店时，要求柜坊、邸店：“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⑤另一方面把存放铜铁钱甚至借贷钱物的依据——“交子”，转手交给售货人、债权人，让他们自己到柜坊、邸店取钱。因为此时传统社会中的乡土信用关系，已发展到了“房族、亲戚、邻居，其贫者才有所阙，必请假焉”，甚至“虽米、盐、酒、醋计钱不多，然朝夕频频”的程度；⑥城乡市场之间、城市市场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更达到了抚州民陈泰“每岁辄出捐本钱”贷崇仁等县债户，“各有驵主其事”，只需每半年一次“自往敛索”结账的程度。⑦而在“交相生养”的城乡区域市场上，传统社会的乡土信用，与蓬勃发展的商业信用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亲邻、同乡、保人、牙人、行人互为担保，售货人、债权人接受这样的“契券”，尽可放心。更何况接受书填贯文的“交子”后，最终总能在柜坊如数兑钱，又能省去搬运之苦，何乐不为? 于是，在较早形成的川蜀区域市场、东南区域市场上，以铁钱、铜钱在乡间、在零碎交易及贴兑找零中的广泛使用和大量贮藏、委托存放为保证，以乡土社会信用、商业信用交织而成的信用网络为基础，民间创制的信用手段——交子、会子开始流转、使用。它以铁钱、铜钱的贯文为单位，代表铁钱、铜钱价值，部分履行货币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其中，天圣二年(1024年)宋廷首先在成都整顿民间交子，成立交子务，依托朝廷权威为刻印在“交子”上的贯文数字承担信誉保证。业已能在市场上顺利转手的“交子”，成为世界上第一张官府发行的纸币。与特定区域市场体系的形成相适应，“钱楮并用”货币流通格局先后在川蜀市场(铁钱—交子)、东南市场(铜钱—会子)上确立。 在以汴京为中心的华北市场，虽然区域市场体系发育程度也不低，但这一区域中的便钱钞、茶盐钞运用范围广泛，在相当程度上化解了小生产者需要铜钱而钱重难行的困难，基本能够满足大宗批量商品贸易在区域内流通、巨额资金运营的需要。因此北宋时期类似于“钱楮并用”的“钱钞并用”(铜钱与便钱钞、现钱公据甚至茶盐钞)，适应了北方区域市场体系发展的需要，在“钞”不具备完全货币形态的情况下，形成了“钱”、“钞”互补格局。金朝占领华北后，于贞元二年(1154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⑧把北宋时不具备完整货币形态的“便钱钞”、“茶盐钞”转化成了纸币，继续以“钞”名之，划定在黄河以南与历代旧钱并行流通，确立了与华北市场相适应的“钱钞并用”货币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