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054(2013)03-0143-07 以往关于民国时期清河乡村建设的研究较薄弱。本文依据藏于北大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第一手资料，补充和加强了对清河乡村建设实验的研究，并指出其改善了当地乡村社会经济状况，清河经济建设实验可以说是北京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先声。 一、清河实验的缘起 清河实验，是1928-1937年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宛平县清河镇及其周边农村①开展的社会经济调查和乡村建设实验。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中国华洋义赈总会、北平第一助产学校、华北工业改进会、华北工程学校等数个团体也参与了这个实验，或者提供人才支持，或者提供技术指导，或者是合作伙伴。由于清河实验的发起和推动者是学术研究与教育机构，其宗旨以学术研究与乡村建设并重，在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中独树一帜。 1925年，燕大社会学系添设“社会服务”专业，更名为“社会学和社会服务学系”，服务于社会的宗旨和风气在该系已经凸显出来，师生们开始对周边农村进行调查和社会服务工作。1928年，燕大社会学系申请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资助，这使师生们在农村社会实验和服务上形成更为大胆的目标和计划。由杨开道教授担任指导、社会学系教师和学生参加的清河镇调查当年即付诸实施。②根据清河镇调查的结果，社会学系筹备在清河建立实验区，实验区范围扩大为清河镇周边包括40村左右的区域。1930年，许仕廉任燕大社会学系主任时在清河镇设立实验区办事处，举行各项社会服务和农村建设工作。清河实验的常年经费，主要来自燕大社会学系的支持，另有一部分来自地方的捐款和社会人士的资助。根据计划，清河实验前3年实验的经费以外部资助为主，后4年则希望由清河本地自筹资金。 二、清河实验中的青苗会与合作社 当时国内多数乡村建设实验都是以教育为手段和重心，而清河实验则强调经济问题在乡村最为紧迫。实验区的主持人曾用“开源节流”四个字来概括清河实验中的经济建设。所谓“开源”，就是促进农户改进生产技术，增加农业和手工业产量。所谓“节流”，就是通过建设合作社经济组织，“以减少剥削农民的因子”。③针对乡村缺乏资本、技术和现代经济组织等问题，清河实验发展经济的计划包括小额贷款、合作社、毛织手工业、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等内容。 当时，清河乡村中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组织是青苗会。1925-1926年间发生在清河附近的直系和奉系军阀之间的大战导致了社会失序，县一级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为村庄提供公共安全和秩序，于是村庄内的青苗会组织的地位得以加强。青苗会是村庄中的一些领袖领导村民成立的一个组织，为全村提供公共安全等服务。由于最初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就是看护庄稼，以免被偷盗或被牲畜毁坏，所以这个组织被称为“青苗会”。 后来，青苗会的活动进一步从维护治安扩展到村庄公共事务的各个方面，包括村中小学的开办和维持、庙会祭祀娱乐等。当遇到外部势力的入侵或压力时，青苗会就要负起保护全村利益的责任。“由于青苗会是实际上的乡村政权机构，所以当政府实行乡镇组织改革，在村庄成立乡公所时，青苗会的领袖们就组成乡公所，结果只是换了一个名称罢了，而村民们仍然习惯称之为青苗会。”④因此，在清河一带乡村，所谓青苗会实际上就是“乡公所”。青苗会也利用其获得的“乡公所”的权威和合法性，增加自己在村中的权力。⑤ 青苗会的领袖被称为“会首”。担任会首的人，一般是既富有又有才能的人。根据村庄范围的大小，会首的人数也不同。有的青苗会是几个村子联合而成立的，如“前八家”等几个村庄成立的南会，每个村都有代表担任会首，每年轮流由两个会首担任“值年”，主持青苗会的事务和会议召集工作，其他会首参与青苗会事务的讨论和决策。⑥据对“黄土北店”青苗会的调查，该村人口较多，青苗会有20个会首，年龄最小的只有18岁，最长者54岁，平均年龄将近44岁，大都年富力强而有经验；会首们都识字，在私塾或学校接受过多年的教育，平均入学6年半，因此比较开通，富有知识；同时他们大都是村中富有的人家。其中有地不到30亩的只有2家，有土地100亩以上的占了一半，平均占有土地146.5亩。因为有较多的财产需要保护，他们对于公共安全和公共事务就更加需要，因此也更有动力参与公共事务。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使他们在村民中获得了威望，于是他们自然就被公推为会首了。青苗会的收入主要来自全村居民缴纳的看青费——地钱和底钱，约占70-80%，其次是公共地产的收入，如黄土北店有公地100亩和大坑80亩(沼泽产苇子)，每年可以获得地租等收入500元，占该村青苗会总收入的18%。支出中，军队征发和政府摊派占了70%强，保卫团和青夫的雇佣费占10%弱。其余则是办小学的费用和谢神、办公费用等支出。④⑦ 由于清河乡村的青苗会首掌握着清河乡村社会组织资源和动员各种资源的力量，清河实验区设立后首先要与各村青苗会的会首接触，以获得其支持，协商各项事业。这些会首根据自己对新事务的理解及其与自身的利害关系，来决定是否支持这些新的举措和组织。从另一角度看，各村领袖也有自己的发展乡村的计划和想法，当实验区成立后，那些有雄心的乡村领袖则利用燕京大学这种外部力量，实现自己的计划。如前八家村的会首徐尚义为了发展本村教育，借助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对清河实验的资金资助和人力援助，于1933年重新开办前八家小学。经过徐的联络，清华大学在前八家及周边几个村庄设立了乡村建设实验区，从事乡村研究和对乡村的援助工作。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