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3日至14日，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共同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暨中国经济史研究再出发”学术讨论会在厦门举行。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40余位学界同仁共聚一堂，畅所欲言，结合自己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下文简称“本刊”)的学术情缘，回顾了本刊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的成就与特色，为本刊未来的发展建言献策，同时深入剖析和热情展望中国经济史研究再出发的若干方向。 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就与提升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自1982年创刊以来，凝聚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创始人傅衣凌先生的心血，也是厦门大学历史学系两三代学者努力奋斗的结晶，已经成长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总结三十年来的成就，与会学者认为本刊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鲜明旗帜，具有突出的办刊特色，为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推力。 学派的鲜明旗帜。赵德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称，1982年创办的本刊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于1986年创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是目前国内经济史学界最负盛名的两大经济史刊物。二者分居南北，各有特色，各有领地，配合甚好。作为建国以后的第一个经济史专业刊物，本刊过去充满艰苦奋斗的三十年，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学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不仅是中国经济史领域的重要学派之一，它以本刊为旗帜，明确提出“从经济看社会，从社会看经济”的研究风格，将经济史和社会史融合在一起，有着鲜明的旗帜和丰硕的成果。李金铮(南开大学)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可以称之为学派的学术团体中，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不可或缺。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傅先生就开始应用并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进而开创了一个学派。延续至今，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每一代都有优秀的传人和杰出的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巨大影响力。魏明孔(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本刊是形成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标志，也是最显著的成果之一，但是本刊不封闭，对计量经济、考据等文章也发表，并且篇幅不少。 突出的办刊特色。朱荫贵(复旦大学)认为，学术杂志的创办与经营过程中，最大的难处之一是坚持学术性。正是由于很好地坚持了自己的学术品位与专业定位，本刊才能延续至今，而且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李金铮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显著特色提炼为三个方面：一是较早利用、解读民间文献，是这一领域的源头，二是将社会史和经济史结合起来的学术风格，三是提倡区域史研究的取向，现在都已成为学界的潮流。三十年的办刊历程中，这些特点得到了充分展现。鲁西奇(厦门大学)谈及学术期刊的生命力有两方面，即学术特点与学术水平。自创刊以来，本刊在这两方面的成绩毋庸置疑。封越健(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强调本刊在坚守中的不断创新，最突出的成果就是海洋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开拓。刘正刚(暨南大学)也认为本刊同样重视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不仅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深入，而且能够在此基础上发散出新的学科，如杨国桢教授倡导下逐渐形成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刘志伟(中山大学)提到，本刊既能坚持自己的学术风格和传统，又可以引导学术主流，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中并不多见。王日根(厦门大学)认为，无论是学派还是刊物，它们的特色都是在与学界的不断交流中彰显出来的。 学术发展的推力。赵德馨称，本刊培养了一大批年轻学者，它不仅为年轻人提供了交流的平台，而且为他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经济史团队三代人都受惠于本刊。魏明孔指出，每个刊物都希望发表高质量的文章，但相比之下，它对年轻人的培养更为重要。本刊在为他们提供机会脱颖而出的同时，也坚定了他们日后走上学术道路的决心。朱荫贵谈到，自己1982年大学毕业起，就不断吸收本刊的养分，它起到了互通国内外信息的作用。刘志伟称，早期了解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侧重于国民经济史，厦大历史系侧重于社会经济史，但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学术研究并没有成为学者之间的藩篱和障碍，尽管他本人的学术传统与经济所的渊源更为直接，但很快就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影响，双方联系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刊物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王大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本刊“不重作者名声，只重文章质量”的学风深怀感激，认为它不仅引领自己进入学术研究，接触到国内外的诸多学者和理论方法，而且为自己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机会。徐泓(台湾东吴大学)从自身经历出发，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对台湾学术研究和教学起到了重要影响，其中本刊发挥的媒介作用无可取代。王日根、郭润涛(北京大学)、常建华(南开大学)、邓亦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刘正刚等各位学者也回忆了学生时代把本刊作为教材来阅读和学习，并在本刊发表论文的经历。 如何进一步将本刊办得更好，是本刊在而立之年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围绕这个话题，与会学者就本刊的进一步提升建言献策。 第一，加强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赵德馨认为，本刊刊登的文章以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部分为主，现代部分较少。实际上，有关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已经成长为一支庞大的队伍，希望能为他们提供更多施展才能的机会。苏少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进一步指出，本刊发刊词中就提到要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相关议题与现实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是可取的方向。及时总结过去六十年探索中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发挥经济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而且，每一位当代人本身就是一部当代史，从中获得的资料比日后的口述史更加丰富、直接。当然，当代人写当代史也存在着主客观两种局限。就客观方面来说，经济发展过程尚未充分展开时就对其下结论，容易被表面现象迷惑；而就主观方面来说，研究者本身的情感、立场和经历以及现实中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都会产生影响。因此，共和国经济史研究需要把握一定基本原则。首先，经济过程是否完成一个阶段，是否实现了量变到质变或部分质变，要进行初步总结。其次，要克服主观局限，即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既不能苛求前人，也不能按照当时人的认识主流来要求现代人，而是运用不断发展的眼光，不断得出新认识。这样，共和国史研究才会更加科学、严谨。朱荫贵提议就社会热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专业讨论，从中看到现实与历史的联系。比如，十八大提出要建设海洋大国，本刊可以继续发挥在海洋史研究方面的传统优势，组织相关讨论。又比如，福建、徽州、贵州清水江等地先后发掘了大量民间文书，它们涉及经济、社会多方面，这种专题讨论将对学界起到引领作用。再比如，改革开放在1992年进入转折期，中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未来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学者们纷纷赞成，却很少有人考虑“市场经济”在中国发端于何时。如果近代历史上就有，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和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何联系，二者是否有内在的互通性与规律性，等等。近来，民间资本似乎也是个大难题。民营企业要得到资金有一定困难，无论是国家还是银行都很难给予支持。因此，尽管政府一再压制，黑钱庄这样的非法集资仍然层出不穷。其实，这个问题在近代史上并不独特。近代中国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时期，大机器工业、交通运输、金融、城市化迅速发展，它们的资金主要还是依靠民间资本。这种疏导式的做法颇有成效，也值得借鉴。
